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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衣袋裡的身分證，證明了這是馬卡羅夫。同志們便把馬卡羅夫埋葬起來，受了重傷的貝爾金就被揚柯夫斯卡亞送到醫院裡去了。

當貝爾金的性命處在生死關頭的時候，里加被德軍佔領了。德國人也知道貝爾金冒名頂替的是誰，所以揚柯夫斯卡亞便告訴給德國人了，何況根據大洋彼岸間諜機關的指示，格列涅爾已經成了她的頂頭上司，而他是早就和這個間諜機關發生了關係的。

一般說來，她講的這一切差不多都是已經被掌握了的情況，她也並沒有講多少假話。

審理工作已經接近結束了。

法庭主席是一個戴著眼鏡，上了年紀的上校，他用探詢的眼神瞧了我一眼，多半是為了走走形式，便問我：“您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我擺了搖頭說：“沒有，沒有……一切都對……”

是的，揚柯夫斯卡亞所講的一切都是事實，不過，她卻擺脫了她應負的責任。誠然，她是給這些人和那些人蒐集過情報的；但她卻救了我這條命——起碼在她講完之後會給人造成這樣一種印象。而且，如果不是想殺害魯尼亞金——她把這個原因解釋為由於一時激動——她甚至竟可以指望寬大處理呢……

但是，象揚柯夫斯卡亞這種自私自利和恬不知恥的罪人，她為了個人的利益竟玩弄甚至殺害千千萬萬無辜的人，如果得到寬大處理，那可大不公正了。

“講的都對。”我又說，“但是……”

主席又瞧我一眼。

“揚柯夫斯卡亞女士還應當講一講同格列涅爾教授合作的情況。”我說，“這件事是值得法庭注意的！”

“法庭不應當過問我同這個人之間的關係！”揚柯夫斯卡亞暴躁地打斷了我的話，“誰也沒有權利過問我的私生活！”

她非常希望避開這種生活的某些方面。

“那麼，孩子們呢？”我給她提出了一個問題。

“什麼—一孩子？”她反問道。

“是的，就是您給格列涅爾教授弄去作試驗的那些孩子呀！”

“什麼，什麼？”法庭主席連忙問道。

於是，我就把我在敵佔區里加所看到的一切都對法庭講了。

我講了吊在街心林蔭路上的屍體，被趕到德國去的少年男女和格列涅爾教授別墅裡的孩子，並且說明是楊柯夫斯卡亞親自給她所尊崇的那位學者挑選作試驗的……

法庭主席伏在桌上，就重新翻閱審訊記錄。

“這是一種違反人道的罪行。”他冷冷地說，並向楊柯夫斯卡姬轉過身去，“對於這一點您有什麼可說的呢？”

但是，揚柯夫斯卡亞卻敢於冷笑了。

“馬卡羅夫說這些話都是出於嫉妒。”她眯著她那兩隻傲慢的眼睛說，“他和格列涅爾兩人經常為了我互相爭風吃醋……”

這時，楊柯夫斯卡亞突然站了起來，並且用萬分懇求的眼神瞧了瞧法官，就向我伸出手來。

“安德烈·謝明諾維奇，要知道，我以後永遠也見不到您了。請您不要見怪。難道您能夠忘掉我們兩人一起度過的那些夜晚嗎？……”

說老實話，我可真難住了……

法庭主席聳了聳肩，用手掌摸了摸他那拔了頂的頭皮，正了正眼鏡。

我沒有明白她說的意思，但楊柯夫斯卡亞馬上就解釋了。

“您看，馬卡羅夫少校是無法反駁我們兩人之間的親近關係的。”她對法庭主席說，兩隻狡猾的眼睛一會兒望望他，一會兒又望望我，“只是他急於擺脫責任！”

主席嚴厲地望了望揚柯夫斯卡亞，又正了正眼鏡：“您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只是說明，馬卡羅夫是和我一樣的間諜。”她用響亮而有些發顫的聲音清楚地說：“甚至比我還要大呢！”

揚柯夫斯卡亞默不作聲了。

“我們聽您講。”主席催她說，“講吓去，講吓去吧。”

“他是被大洋彼岸的間諜機關派到這裡來的。”楊柯夫斯卡亞帶著絕望的神情說……

於是，她就講起我同泰勒先生的會見，並且說我已經被他們收買，又說我供給他們重要情報，並且說是我把藏在我家裡的一個冒名恰魯申的游擊隊的共產黨員出賣給蓋世太保了……不錯，她說了這一切，目的是要把我也拖下水去。

“您怎樣可以證明這一點呢？”主席冷冷地問道。

“您問他好了！”她彷彿要給我當頭一擊，大聲刺耳地喊道，“他為什麼不講他在斯德哥爾摩的活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