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第1/4 頁)

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在做一個母親和想擁有一份職業的想法之間取得平衡，她為此苦惱極了。米切爾醫生是一位很有名的神經學者，主張“那些神經緊張的女性需要明白的是，家務勞動是治療的方法，而不是引發疾病的原因。”他對吉爾曼說，要想減輕這種緊張她應該讓自己沉浸在家庭生活裡面，並且說她需要完全的臥床休息，要多吃一點，多睡一點，每天按摩，儘量減少“外界刺激”。這個處方和一頭牛在變成每鎊100美元的牛肉之前需要的建議沒什麼兩樣。在米切爾的療養院裡待了一個月之後，吉爾曼回了家，她一同帶回去的還有醫生“儘量待在家裡”的建議。吉爾曼盡力遵從這一建議，直到接近瘋狂的邊緣。1892年，她把這一段經歷寫進了短篇小說《黃色牆紙》（The　Yellow　Wallpaper）。 並不是只有作家才會擔心家庭生活會抑制自身有所創造的雄心。在1880年到1913年之間，當女性有機會接受更高層次教育的時候，結婚率下降到了美國曆史上的最低點，出生率也一路下滑。即便是有為數不少的女性把婚姻看作一種必然的歸宿，但對於這些受過教育的年輕女性來說，她們還是擔心婚姻帶來的義務會讓她們無法繼續從事嚴肅認真的工作。 現在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0世紀的第一個10年裡女性所取得的進步正在遭受被“讓女人回家”的風潮的衝擊。恐嚇的戰略被自由運用。在出版於1910年的一份加拿大聯邦政府報告上有這樣的結論：“母親工作，孩子死掉。” 受過教育的女性被人勸告說，不妨再去想一想家庭生活帶來的愉悅和滿足。莉莉·弗里茲（Lilly　Frazer）的《對沒有僕人者的重要幫助》（First　Aid　to　the　Servantless）一書出版於1913年，就是進行這種宣傳的典型文字。“我們將很少聽到有關崩潰、神經衰弱或者是休息不好的事情……”她在書中許諾，“簡單的快樂將再次被感受到，人必須去做出努力也是註定的一件事。一個女人所受的教育越高，她就越能夠成為一個更好的家庭主婦。” 1921年，是美國女性獲得投票權的第二年，不讓女性在聯邦政府中擔任職位的做法開始初次露出了端倪。為了讓女性雄心在家庭生活中得到滿足，家居手冊透過把擦地板和打掃衛生稱作“科學”來強調家庭主婦的“職業”身份。“收拾屋子”被當成一件富有創造性、能帶來滿足感的活動，這樣家庭主婦們在做完家務時就能感到很開心了，因為她看到自己把家庭照顧得是那麼好。“收拾屋子比家務管理更進一步”，莉莉蓮·吉爾博斯（Lillian　Gilbreth）在《家庭主婦和她的工作》（The　Homemaker　and　Her　Job）一書中這樣說。這本書出版於1927年，裡面充斥著對心理學和進化論的相信。“更進一步的是行動，是個體的變化，是創造性的工作，”她這樣寫到，“家務管理是科學……一些事情必須要做，為的是有時間休息。”（這裡我們必須注意到就像在她之前和在她之後的家務權威一樣，吉爾博斯沒有被她自己的家庭生活所限制住。她是一個工業設計專家，在丈夫死後獨自撫養著孩子，並且繼承了丈夫的生意。） 當然，家庭主婦待在家裡這一事實也可以被用來當作經濟上的一個目標。作為採購全家消費物品和服務的那個人，家庭主婦是資本主義的秘密代理商。相應的，廣告商和生產商都把妻子們當作家庭的“主要購買力量”，這就發展出一個假設，那就是女人們是“為購物而生”。到30年代早期，北美地區勞動力的女性中有44％是白領，法律卻明文規定妻子們應該回到家裡去。在美國和加拿大的絕大多數學校體制規定女性教師在結婚後得辭去教職，　1937年美國的聯邦法律廢止了這一規定，但是一直到50年代，有好多州限制女性在政府中工作。

第三部分家務魔法（6）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為男人們應徵入伍騰出了一些位子，家庭主婦們第一次獲得了走出家庭嘗試工作的機會。到戰爭結束的時候，她們不再被需要了，這些女人又被號召回到家庭中去。1943年，《紐約時報》宣佈一旦戰爭結束，“真正的女人”將會很願意回到家庭。然而，“真正的女人”並不同意這一說法。美國政府在1944年、1945年針對從事與戰爭有關工作的女性展開的一項調查表明，有3/4的人期望在戰爭結束以後繼續留在工作崗位上。在戰爭前自稱為家庭主婦的女性中有一半表示她們想保留工作。然而美國政府有其他的計劃，正如1944年在廣播中出現的一則廣告中顯示出來的那樣： “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