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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你的工作嗎？斯通女士。”廣播員問。 “我愛我的工作。”斯通女士回答。 “戰爭結束後你有什麼打算？”廣播員問，“你還想繼續工作下去嗎？” “我想不會。”斯通女士回答，“當我的丈夫回來了，我將會選擇在家裡忙。” “你真是值得稱讚。” 也許你會問斯通女士既然在戰前她可以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家庭，為什麼在戰爭結束後待在家裡卻會更“忙”。但是從廣播員的評論可以看出那種把妻子限定在家庭裡的觀念。而且這一評論把家務的地位提高了很多——事實上，不過就是一系列誰都可以完成的作業。作為妻子的工作，家務不僅是需要完成的雜事，它還被提升為表達愛與支援的姿態。這樣一來，女人在對家務的認識就經歷了一個從恥辱到榮耀的感覺的變化，於是她在廣告的蠱惑下很快就覺得自己偉大起來。戰爭結束以後，重型機械生產企業阿德拉精密儀器公司（Adel　Precision　Products　Corporation）的一則廣告中，有一個小孩發出了這樣的疑問：“媽媽，你什麼時候才會再待在家裡啊？” 反對僱傭已婚婦女的政策又一次被制度化了。例如一直到1955年，限制已婚婦女加入加拿大聯邦公共服務機構的做法才被取消。1948年，為在紐約的塞尼卡福克斯舉行的第一屆婦女大會做百年紀念的時候，當時的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在講話中明確地表示應該把妻子們放在合適的位置。舉辦這次紀念會議的美國婦女署給杜魯門的致辭起的題目是“美國女性，變化的角色：工人、家庭主婦、公民”。當杜魯門總統致辭的時候，他把順序改了一下，“家庭婦女”在最前面，“工人”在最後。 然而想讓妻子們老實待在家裡的種種努力最後證明沒什麼效果，在50年代，女性工人的數目進一步膨脹。年輕女性渴望在家庭之外能夠有所建樹。在與傑克·肯尼迪（Jack　Kennedy）結婚的許多年之前，傑奎琳·鮑威爾在她的畢業年鑑上寫到她將“永遠都不做家庭主婦”。（然而，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後來她成為了一個國家的主婦，她把白宮從一個寒酸的辦公區改造成了一個金碧輝煌的公共場所，在那裡，她是一個完美的女主人。她所做的這一切為後來的第一夫人提供了一個榜樣，儘管與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支援的公共服務沒什麼關係，但比原來用紡織品、彩色的小零碎和中國圖案裝飾的白宮好多了。傑奎琳·肯尼迪並沒有直接對美國的政治發生影響——就像飽受非議的伊迪絲·威爾遜和希拉里·克林頓那樣，但是她做的事情事實上很有政治性，並且具有複雜的社會涵義。）和這一情況很類似，50年代流行文化中最卓越的妻子露西·李嘉圖（Lucy　Ricardo）也是一個有著強烈挫敗感的家庭主婦，她永遠都在計劃著擺脫家庭，贏得真正屬於她自己的名望。 郊區的出現提供了讓家庭主婦們待在家裡的另外一個理由。1960年《時代》週刊6月份的封面故事這樣描述了一個郊區家庭主婦：“交織在家庭和社會之間的種種絲線——郊區夢想的保持者……孩子們總是在她心裡，或者是在她腿邊走來走去，她是早餐供應者（‘你不能把冰激凌當早飯吃，因為我不允許’），洗衣工人，清掃房間的人，洗盤子的人，買東西的人，園丁、百科全書、孩子們發生爭執時的裁判、政客（‘湯姆，你媽媽從來都沒告訴過你，闖到別人家裡開啟人家的冰箱是不對的嗎？’） 貝蒂·弗裡丹住在紐約郊區但是她的工作是一個記者，在她的《女性的奧秘》一書中大量引用了《時代》週刊上的文章，以證明生活在郊區的家庭主婦經常情緒不穩定、缺乏安全感，喜歡用很表面的一些關心來掩飾她生活的沉悶和乏味：“如果她還沒有懷孕，她就疑心自己是不是懷孕了。她站著吃塗了花生醬和黃油的三明治，想著要是在稱體重時能大吃一驚就好了（週期性地），和隔壁的鄰居在電話裡聊天。她拿著支票簿，為丈夫的收入無法超過每月的賬單而煩惱（從來都不會超過）。有一種趨勢認為居住在城市裡的妻子地位永遠不會有郊區的妻子地位高。如果丈夫送給她花（不是在特殊日子），她就會很驚訝，然後她會把孩子們趕到隔壁鄰居家玩耍好給生活一點小變化，然後她在做晚飯之前為迎接丈夫的回來稍施脂粉。充滿在她生活裡的是美好的時光或者是對暗淡情緒的逃避。” 可以預見，當弗裡丹的宣告在1963年發表的時候必然會觸到一種集體性的神經緊張。正如佩格·布蘭肯（Peg　Bracken）在1962年出版的暢銷書《我憎恨家務：什麼時候做家務，怎麼做家務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