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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家庭主婦”。根據這份調查，在18歲到34歲之間的3000名已婚或未婚女性中，有68％的人說“如果經濟上允許，她們願意放棄工作”。《COSMOPOLITAN時尚》雜誌上還提到了另外一次在800名年輕女性中展開的民意測驗，結果表明有2/3的人願意待在家裡，而不是在職業領域裡努力向上奮鬥。 對家庭主婦崇拜的調查很快被認為是一種文化潮流，這一文化潮流根據統計學上的資料認為女人在40歲以後依然有很多機會嫁人，這種機率和被恐怖分子殺死的機率相當。就像《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莫林·唐德（Maureen　Down）在這次調查結果公佈後不久寫到的那樣：“五年前，你會經常聽說那些精力充沛的女人幻想著她們能夠擁有一個妻子，這個妻子可以購物、烹飪、合夥使用汽車，這樣她們就能夠全心投入工作。現在這種幻想更進了一步：她們自己就想去做妻子。 家務勞動為什麼會對女人有如此大的引誘力，被歸結到各種各樣的原因上去，並且圍繞這些原因產生了許多爭辯與陳述。20世紀後期的女性主義者們提倡女性應該在洗衣煮飯之外確認自己的身份，而保守主義者對此卻不屑一顧，這種爭論反映出女性主義者們那種無法履行的允諾受到的衝擊。女性們在升職和進入最高階層時並不像她們曾經期望的那麼快，這一現象說明了女性在社會上受到的挫折。女人們滿腦子都是在女性主義覺醒的時候出現的那種不現實的超級女人的形象，她們明明知道這一形象是個神話，卻覺得還是需要去仿效。 家庭魔法出現了，就像婚禮產業一樣，這也是妻性鴻溝帶來的必然結果。當妻子們在90年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離開家庭的時候，她們並沒有曲折前進的道路，沒有新的可供選擇的圖景。最後，甚至是最平等的夫婦在有了孩子之後也發現自己走在了傳統的老路上。進入90年代，一代人成長了起來，曾經被熱切期待的女性進步並沒有出現，這種衝擊被人們真切地感受到了。 但是與努力去應付那些家庭主婦離開家庭造成的一系列問題相比，回顧歷史，把曾經備受非議的家務勞動當作悅人心意的、帶來許多滿足感的職業要容易許多。把家庭主婦的式樣翻新所帶來的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對於許多工資微薄的已婚女性來說，工作並不是自我實現的光輝途徑，而更多的是給餐桌帶去食物的一種方式。另外還有一個事實，那就是大多數女性說她們不願意放棄她們的工作，即使是她們可以做出這種選擇。（2002年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在夫妻雙方都有工作的情況下，有67％的女性選擇繼續工作，這和她們是否需要這份薪水無關。）但是這樣的問題是相當複雜的。當幸福的家庭主婦被當作一種女性理想來倡導的時候，如何才能不令人迷惑呢？ 在90年代，對家務勞動進行浪漫書寫並不是一個新的發展。更恰當一點說，這應該被看作是對流行於20世紀的主題曲——比方說羅伯特·約翰遜（Robert　Johnson）的藍調歌曲中的男低音——的最新版本的即興重複。現代的職業女性不過是一大串受到挫折的職業女性中最新的一個例子。然而不知何故，我們認為她們的“平衡”問題只是她們自己的問題，很突出的一個例子就是艾麗森·皮爾森（Allison　Pearson）的《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凱特·雷迪的生活》（I　Don’t　Know　How　She　Dose　It：The　Life　of　Kate　Reddy，　Working　Mother）一書所引起的巨大歡呼。2002年，這本小說在出版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它以機智詼諧的筆法描寫了一位頭腦不大清楚，一輩子都糊里糊塗，被罪惡感所纏繞著的35歲的經理——同時她也有作為兩個孩子的母親所面臨的一系列困難。皮爾森對凱特·雷迪的一生的描寫也是對那些有工作的母親的勾畫，她們抽時間讀了這本小說，非常吃驚地發現作者竟然有能力看到她們在生活中所面對著的種種困境。

第三部分家務魔法（5）

就其表面來說，凱特·雷迪看上去什麼都有——一個親切、關懷的丈夫，聽話懂事的孩子，精力充沛，有一份高薪的工作，有阿瑪尼（Armani）的時裝。然而她必須要做出許多艱苦的努力去保持這些，在這個過程中她幾乎感覺不到有什麼個人滿足，而所有的職業婦女都曾經被告之她們將會被賦予這種個人滿足。與現實生活中的許多婦女相似，這一角色也是習慣於認為一個女人的生活只能是二選一。就像她說的那樣，“在我老到能夠理解做一個女人意味著什麼之前，我已經明白女人的世界被分為兩個部分：一種是嚴格意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