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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率下降到歷史最低水平的時候，把家庭主婦和家務勞動浪漫化就成了一種奇怪的邏輯。倫敦的《星期日時報》（The　Sunday　Times）在1996年宣稱“成為一個全職的家庭主婦，對於任何一個自尊的女性主義者來說，曾經是一個無法接受的想法，現在卻不僅被接受，而且也許已經成了一個被人羨慕的身份。”1998年11月，《紐約時報》也回應了這一觀點，把家庭主婦稱為“現代地位的象徵”。這本雜誌用大量篇幅把家庭主婦描述為“最後的榮耀，反映出了社會的繁榮，並且向孩子們保證他們的安全，事實上，她們是世界的中心。”這本雜誌在2003年又一次重複了這個資訊，在題為“選擇的革命”的封面故事中，對那些選擇和孩子一起留在家裡的職業婦女們做了編年史般的陳列，並將其稱為社會潮流。 這種新出現的家庭主婦和貝蒂·弗裡丹在《女性的奧秘》中描述的那種被奴役的女人並無多少相似之處。21世紀的家庭主婦——更為普通的叫法是“居家媽媽”或者是“足球媽媽”，指的是那些部分時間工作的居住在富裕郊區的妻子們，這種說法傳遞出來的資訊是家務勞動不再是一種奴役的形式而是成為履行責任的方式。家庭主婦所感受到的滿足也在商業方面有所體現，像一則巧克力麥片廣告中有一個女人很是熱情，她說：“成為母親給了我想要的一切滿足。” “複製嬌妻”又一次成為潮流，但這一次妻子不再是被嘲笑的物件，而是被羨慕的物件。當雷文的小說在1972年出版的時候，它意在挖苦那些男人對漸漸興起的女性主義的恐懼。這個故事是以喬安娜·埃博海特（Joanna　Eberhart）的視角來展開的，她是一個雄心勃勃、性格自由的攝影師，她和丈夫以及兩個孩子不情願地從紐約搬到了小說中虛構的位於新澤西州的一個名叫STEPFORD的小鎮。在這個有著許多茂盛的樹木的小鎮定居之後，喬安娜看到許多本來是聰明伶俐的女性令人恐懼地漸漸變成了一些頭腦蒼白的懶惰女人，她們沾沾自喜的是自己芭比娃娃般的身材，甚至像這些玩偶一樣轉動不停。更令她恐懼的是，她發現在貝蒂·弗裡丹到鎮上來宣佈全國婦女組織的章程後，鎮上的男人們發明一種可以做家務的機器人。他們的目的是用這些性感的、順從的機器人取代他們那些老是雄心勃勃的妻子，這些機器人會把家裡打掃得乾乾淨淨，還會取悅他們。在這裡，這些完美的妻子是假的人工製品——沒有瑕疵、很性感而且總是順從。就像威廉·高曼（William　Goldman）在1975年根據這部小說改編而成的電影中的一個男性角色所說的那樣：“她會做飯，她會打掃衛生，她就像是迪斯尼世界裡的那些機器人一樣。”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三部分家務魔法（4）

到了2002年，STEPFORD　WIFE這一術語又被當作時尚詞彙被重新鑄造。雜誌編輯用“很STEPFORD　WIFE”描述2002年秋天在紐約舉行的時裝表演，因為這場表演充滿了柔和的顏色、豐富的圖案和誇張的線條。在對這些服裝進行評論的時候，《紐約時報》提到了呈現在現代女性面前的兩種相去甚遠的時尚觀念：“在最近幾年裡，設計師和攝影師被講究性感的後女性主義所迷惑，同時他們也被處於漸漸失去了闡釋意義的家居環境裡的被寵愛著的年輕主婦們所吸引著。” 在“後女性主義者”與“被寵愛的年輕主婦”這兩種型別之間的衝突並不是簡單地被展示為兩種時尚趨勢的不同。這其中滲透著深刻的文化內涵，在2003年初當《複製嬌妻》宣佈要重拍時這種衝突顯得愈發明顯起來。這部電影將由尼克爾·基曼（Nicole　Kidman）擔任主角，她是好萊塢最具票房價值的明星之一。在這兩部電影劇本之間，一種很有意思的社會變遷發生了：70年代早期，馴服的、溫順的妻子是男人所懷有的夢想，大約30年之後，成為這樣的妻子成了女性的夢想，這樣的夢想對她們來說不是奴役而是解放。STEPFORD　WIFE這樣一個原型所具有的最有力的吸引力在《COSMOPOLITAN時尚》的2000年6月那一期開展的一項範圍很廣的調查中得到了展示，這份調查報告宣佈，許多年輕女性是“家庭主婦崇拜者”。刊登在《COSMOPOLITAN時尚》上的研究報告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指示器：當海倫·格蕾·布朗（Helen　Gurley　Brown）在1965年擔任這份雜誌的編輯時，其目標讀者是剛剛出現的獨立的單身職業女性。一代人又成長起來了。現在的研究表明年輕女性在有孩子之前就“實在是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