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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年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有38％的攻擊是由女性實施的。渥太華的卡爾頓大學曾經由加拿大政府提供資金支援進行了一項研究，僅僅公開了那些涉及被虐待女性的相關資料，提及遭受來自妻子虐待的男性的內容一直處於被封鎖狀態。

第五部分　愛與傷痛（5）

妻子在遭受家庭暴力的人數中所佔比例趨於遞減是一個未被披露的現實，這與幾十年前家庭暴力不被公眾關注的狀態很類似。但是這一狀況有很多潛在的問題。首先，這與女性主義學說相違背，在女性主義看來，妻子的暴力行為是對父權制下的男性壓迫的一個恰如其分的反擊。再者，不管為什麼原因，只要指責女性就會對為建立提供給女性的必要設施而進行的籌款行動造成不利因素。 結果就是把那些猛烈回擊虐待她們的人的女人描繪為陷入自己無力控制的悲慘境地的被動者，而不是把她們的行為理解為合理的自我防衛。海達·納斯鮑姆就是被動者的典型。把那些威脅自己丈夫的女人的影響減到最小也是與此類似的一種處理方式。這類女人在被提及的時候總是被說成是“嘮叨鬼”，這個詞表示的是激怒、瑣碎和無效，而不會被說成是“控制者”，這個詞一般被用來描述男人，其言外之意是對權力的行使。 當弗朗辛·休斯因為暫時性的神經錯亂而被宣判無罪的時候，她的許多支持者對這一判決感到很是失望，他們希望陪審團能毫不含糊地做出無罪判決，有人說在度過了14年被虐待的生活之後，她在那個晚上親眼看著丈夫在火焰中化為灰燼的時候，也許是她黯淡的生命裡最為清醒的一刻了。畢竟休斯知道自己是在犯罪，她把火柴點燃後，就開車去了警察局投案自首。 在休斯的案子被判決幾年以後，“受虐女人綜合症”（battered…woman　syndrome）取代暫時性的神經錯亂成了為謀殺虐待自己丈夫的女人辯護用的理由。直到這個時候，受虐的歷史成為被法庭採用的證據，可以在女人被判決的時候供參考使用，而不是簡單地憑此減輕判決。受虐女人綜合症鞏固了一個觀點：女人是如此低能和失敗，作為不可預知的暴力的受害者，她們陷入心理上的癱瘓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她們不必對自己的行為負法律責任。 “受虐女性綜合症”這個詞是丹佛的臨床心理學家勒諾·E·沃克（Lenore　E�Walker）提出來的。沃克在1977年出版了一本很有影響的書《被毆打的女人》（The　Battered　Woman），在這本書裡她把婚姻與暴力之間的關係表述得很清楚。這本書是她對120個經歷過家庭暴力的女性研究的結果。“我們社會中結婚證似乎也被看作是一張可以實施暴力的執照”，沃克這樣寫到。她宣稱有50％的妻子曾經被毆打過。她認為毆打有三種階段：緊張關係的形成階段；爆發或者是毆打事件頻發階段；平靜和暫緩階段。沃克用“妻子”取代了“女人”，把受虐女人的定義擴充套件為不僅包括肉體上的虐待還包括語言和心理上的虐待，這讓虐待行為與非虐待行為之間的界限失於模糊。按照沃克的定義，一個受虐女人是“經常遭受各種有力的身體或者是心理上的壓力去做一些男人不顧她的意願強迫她去做的事”。在她看來，性和毆打就其本質是一回事：“事實上，（在毆打者看來），一個男人傷害一個女人的‘權力’就始於他和她做愛的權力。” 沃克認為那些受虐的女人進入了一種“習慣性無助”的狀態，這個短語是她從賓西法尼亞州的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博士借用來的。塞裡格曼博士曾經對鎖在圍欄裡的狗隨意地電擊。他發現很快這些狗放棄了逃跑的念頭，而是採取種種方式適應這種被禁錮的生活狀態。即使是當籠門被開啟的時候，它們還是不知道試圖逃跑。它們必須被硬拖到門口才走出了籠子。現代妻子就被比作這些狗。 1982年，沃克開始在美國聯邦法庭上證明自己的理論，在法庭辯論中，她用受虐配偶綜合症來為被告進行辯護。這起案子發生在聖地亞哥，30歲的瑪麗·路易斯·普雷爾（Mary　Louise　Player）因為槍殺了她34歲的丈夫——海軍軍官約瑟夫（Joseph）而被起訴，法庭上先是對普雷爾提起訴訟，然後是沃克對她進行辯護，沃克辯護的主要理由是她所經受的長達8年的毆打和虐待。為了推翻公訴人對普雷爾在槍擊事件發生的當晚帶著四個孩子逃離住所的指控，沃克證實普雷爾認為自己的逃跑不過是讓自己的生命再延續短短一段。普雷爾以為她的丈夫將會尾隨而至，殺死她和她幼小的孩子們。辯護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儘管公訴人很想讓普雷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