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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在歡慶某種紀念農神的狂歡節。”整個立法體系確實有被金錢收買的危險，在這個市場上，“選票可以討價還價地進行買賣，原本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而制定的各種法律變成了可以自由買賣的商品。”儘管亞當斯兄弟最擔憂鐵路大亨們不受制約的權力，但是兩兄弟還是感覺到整個共和國的團結受到了嚴重威脅，因為在這個國家裡有一小撮以欺詐為生的“金錢統治集團”存在著。

所有這一切買賣似乎都是非法的。一批未經法律或者慣例認可的特權精英階層統治著全體國民，這個統治階級散發出一種貴族的傲慢氣息，華爾街特別符合這個統治階級的形象。就像看待歷史上的封建貴族一樣，平民百姓認為貴族的財富是不勞而獲的財富，貴族全是吸血鬼，他們專門榨取勞動者的血汗。在全國各地的農場、工廠、輪船和鐵路上辛苦工作的勞動人民仍然信守工作倫理的道德約束，可是他們的血汗卻被貴族們榨取一空。貴族是有害的寄生蟲，這個文化形象在美國人的政治意識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華爾街所從事的神秘莫測而且往往是偷雞摸狗式的紙面財富交易為人們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證明華爾街是在背離勞動人民的傳統美德。華爾街的投機活動造就了一大批專靠股息生活的腦滿腸肥之輩（食息階層），這些人不光依賴土地上生長出來的勞動果實為生（正如舊世界的封建地主依靠收取地租為生一樣），他們還依賴全國人民的物質生產與技術創新為生。

因此，在19世紀最後三十多年裡，勞動者的起義運動以及黨派政治運動此起彼伏，包括反托拉斯運動、格蘭奇農民協會、美鈔與勞動黨、農民聯盟、人民黨、勞工騎士、工人階級武裝民兵，還有幾十個無政府主義黨派與社會主義黨派。他們都把矛頭指向了華爾街，把它當做統治階級的組織者和司令部。顯然，在政治體制上華爾街並非美國土生土長的東西，而是國家肌體上的惡性腫瘤。美國人民致力於實現這樣的理想：在新的世界裡原有的各個社會階級將不復存在，即便說階層區別仍將存在，也勢必要迅速地退出歷史舞臺。華爾街的權力膨脹現象非常令人警醒，它幾乎成了“傷天害理”的代名詞。

最後，另外還有一些因素釀成了這個文化苦果，即華爾街在經濟上實行封建專制*、在政治上實行秘密的幕後操縱、在社會上炫耀貴族排場，種種情況表明華爾街仇視*制度的態度是極其有害的。在歐洲，我們不難發現有些貴族擁有健全的社會責任感。貴族的社會地位越高就越是感覺到自己的社會責任越大，英國所謂的“託利派社會主義”思想有時甚至能夠緩衝階級之間的激烈對抗。家庭出身、文化教育以及世襲特權三者的結合可以超越貴族們全然唯利是圖的自私動機，即便是擁護聯邦制度的貴族們也是有社會責任感的。雖然如此，正如所有高貴的人們一樣，他們對於總體利益的關注永遠無法與統治階級主流的精英意識相抗衡。可是，在19世紀末的美國，情況卻與此大相徑庭。

貴族老爺（11）

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William　Graham　Sumner）是耶魯大學知名的社會學家，也是一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倡導者。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他發表了一篇標題為《社會各階級之間互相有什麼虧欠？》的長篇大論。薩姆納認為，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新世界裡，人們對於這個問題做出了冰冷而強硬的回答：“基本上誰也不欠誰的。”對此，許多剛剛富裕起來的金融家和實業家高舉雙手大表贊成。那些像他們一樣，在生存競賽中率先抵達終點的人顯然是最能適應生存環境的人。既然諸如顯赫的家族背景、名校的精英教育、從政為官的生涯或者其他資深的專業證書這類東西幾乎無法讓這些人篤定有朝一日要取得顯赫的社會地位，那麼，大堆大堆的金錢能幫助他們做到這一點，而且金錢的確必須幫助他們實現這個夢想。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識形態把金錢這個唯一的標準變成了一種自立自足的道德理由。同時，它史無前例地為這種沒有責任的權力提供了一套合理化的說詞，也安慰了那些不太適應生存競爭的人們，成了治療其“紅眼病”的眼藥水。如果每個人都服從市場的鐵律，那麼他們最終也會在生存競爭中名列前茅，或者至少也能達到他們命中註定會取得的那個名次。在這個寓言故事裡，即使社會進步的益處並不能平均分配給每一個人，社會進步的價值仍然是確定無疑的。這個社會自我調節的奇妙體系完全符合新一代企業大亨們的自然本性。因為他們不希望任何東西打擾他們的賺錢事業，也不願意為政治事務而忙忙碌碌。或許在他們看來，政治事務本身就是一種令人氣惱的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