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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則鍾愛法國風格）。他們出行時乘坐裝飾豪華的馬車，馬車由純種馬拉著，車身上雕刻著仿造的貴族盾形徽章，身穿制服的僕人服侍他們上下馬車。他們帶著獵犬打獵，聚會的化裝舞會上張燈結綵，裝點著散發異國情調的蘭花，派對上的小禮品上面鑲嵌著閃閃發光的鑽石，吃的大餐則是夜鶯舌頭以及各種山珍海味。美國的社會精英營造了一個精美絕倫、極盡故意之能事的封建王朝的幻想世界。這個國家的上層階級模仿著亨利八世、路易十四和瑪麗·安託瓦內特（Marie　Antoinette，法國豔后）的排場，舉辦盛大的化裝舞會；他們也在製作著自己的貴族家譜：他們把自己的女兒們遠嫁（尾隨她們的新聞記者稱她們是“美元公主”）給歐洲那些家境破落、*放浪卻擁有貴族頭銜的人。他們一塊石頭、一塊石頭地把貴族城堡從法國鄉下搬到了第五大道。他們從五六個文明古國瘋狂購買歷史悠久的高檔藝術品，亂七八糟地堆放在通風良好的廳堂裡、擺在大大小小的客廳裡，這種做法讓人們感覺非常滑稽。當然，這種舞臺效果表達了他們自身一覽無餘的社會危機感以及文化上的不安全感，他們急切地希望自己在日新月異的社會發展大潮中攀登懸崖時能找到一個小小的立足點。但是，這個上流社會的化裝舞會是令人焦慮不安而且難以忍受的。

自從漢密爾頓時代以來，華爾街與貴族政體的*性質就發生了根本轉變。在這種炫耀貴族徽章以及門檻極高的專屬俱樂部的豪華裝潢下面，某種不可隱匿的冒牌貨色開始浮出水面，讓這些財富新貴成了人們一再挖苦諷刺的物件。一名藝術家給“萬里挑一的社會名流”所做的素描是一幅滑稽可笑的形象：一個紐約頭面人物昂首闊步、撅嘴挺胸，頭上還戴著一頂寬大的禮帽。畢竟，美國民眾與生俱來就有一種權利，即他們不僅有權懷疑貴族的虛偽，而且還可以把貴族的假面具撕成碎片。這種出人頭地的社會精英不僅享有老牌貴族那樣的社會特權，可以像老牌貴族那樣傲慢無禮，而且還帶有金融投機商以及蠻橫無理的投機客的全新特徵，這些特徵都無一例外地與華爾街有著緊密的聯絡。在一個社會改革家眼裡，華爾街變成了“宮殿之街”。人們一次次地把華爾街貴族稱為“冒牌貴族”，他們把這些暴發戶比作用回收的廢舊羊毛重新織成的廉價布料，這個階級的良好信譽將永遠受到人們的監視。甚至像威廉·福勒（William　Fowler）這樣一個華爾街的內部人物，他自己對此也感覺到非常驚訝。他在撰文給華爾街的一位典型老住戶揭醜抹黑的時候曾經說過：他身穿精緻的紫色亞麻服裝，嘴裡狼吞虎嚥地吃著山珍海味，喝著“滑鐵盧戰役時代釀造的葡萄酒”，玻璃酒杯盡顯波希米亞風格的奢華，這些傀儡“什麼也不用生產……既不扶犁耕田，也不掄錘打鐵，更用不著來來回回地用飛梭織布”。

貴族老爺（9）

像杜爾和倫斯勒（Rennselaers）這樣的家族要比範德比爾特家族和古爾德家族那種冒牌貴族更值得人們信任，但是這些家族的經濟實力卻比較弱小。當時，華爾街仍然踏著這些紳士俱樂部的鼓點前進，小心謹慎地買賣為數極少的政府債券以及無風險瑕疵的安全證券。他們對於周圍經濟環境產生的影響是有限的，更談不上決定作用。有些在華爾街工作的人們或許並沒有中世紀貴族的家族血統，但是他們也接受過古典文化教育，他們在經營自家的不動產的同時也會偶爾涉足金融業務。他們生來就能夠擔當社會領袖的角色，當時的政治文化氛圍是，大多數人仍然要按照舊俗向“生來高貴的人”行禮表示敬意。

在美國內戰之後的工業化和金融革命的過程中，那個貴族世界大都蒸發殆盡了。華爾街變成了瘋狂投機的地帶，投機偏執狂們時而得意時而恐慌，驚心動魄的賺錢與賠錢場面讓作為觀眾的億萬群眾痴迷不已。大多數投機客都把華爾街當做自己的根據地，由此驅動著美國的經濟革命。像科尼利亞斯·範德比爾特、丹尼爾·德魯、吉姆·菲斯克、拉塞爾·賽奇（Russell　Sage）和傑伊·古爾德這樣的人，都是一夜暴富的百萬富翁，他們沒有足夠合法的理由為自己要求社會特權或者政治特權。這種情況和他們那些擁護聯邦制度的前輩們有所不同。即便他們企圖謀求特權，即便有時也確實爭取過這種特權，不過他們的努力往往都以失敗告終，美國人民早就拋棄了早期對他們在政治方面百依百順的習慣。事實上，隨著19世紀末社會貧富分化以及收入分配的鴻溝日益擴大，平民百姓的*情緒反而變得更加強烈了。至少在表面上，美國的政治生活是非常反對精英主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