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第4/4 頁)

包含了“火神派”的全部世界觀，反映了“火神派”三十年來逐漸發展起來的外交政策思想和主題。

當然，首先，他們相信自己在越戰失敗後致力於恢復和發展的美國軍事實力的中心作用及其效能。2003年，布什政府在有限的外部幫助下，在波斯灣地區發起一場全面入侵，而在70年代，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僅僅是象徵性的，並且一度不得不依靠與伊朗（有一段是與伊拉克）的夥伴關係。沒有別的軍事行動能更好地展示美國軍事能力的上升，或美國依賴這些能力作為與世界打交道的主要手段的程度了。

其次，對伊戰爭反映了“火神派”關於美國是全球一支善的力量的信念。其他人也許會擔心戰爭和入侵帶來的惡果和好處一樣多，自由和民主的自由派理想也許不大容易在伊拉克那樣的地方紮根。“火神派”總體上並不擔心這些事情；確實，他們僅將伊拉克描繪成在整個中東傳播民主的第一步。他們以自己在與東歐和東亞打交道的經驗為背景來看待這場更高層次的鬥爭。“火神派”指出，懷疑論者當時也說過韓國等亞洲國家還不適宜實現民主，直到結果發現他們已經一切就緒（然而，區別之一是民主來到那些亞洲國家不是軍事侵略的結果）。

第三個主題是“火神派”對美國軍事能力特別樂觀的評價。這是一個在對自由主義理想或美國善行的信仰之外的因素。人們可能原則上贊成伊拉克或中東其餘的地方需要民主，但可能得出結論認為，實現這一目標超出了美國的資源。美國可能沒有達成實現其目標所需要的資金、部隊、決心和耐久力；它的目標太高，它的預算或軍隊的部署都難以完成。“火神派”並沒有因為這些障礙而放棄。三十年來，他們一直在堅持，美國並沒有走下坡路，美國在國際事務上擁有比其他人相信的大得多的儲備力量。

第四，入侵的決策表明“火神派”不願與其他國家達成協議或妥協。儘管在競選演講中談到聯盟的重要性，但在他們看來，盟國少一點或沒有盟國，比做出可能限制美國在海外行動自由的交易要好得多。確實，拉姆斯菲爾德曾一度暗示，美國如果不是渴望的話，至少願意在沒有其在國際事務中最親密的盟國和夥伴英國支援的情況下開戰。甚至連“火神派”裡最願意妥協的科林·鮑威爾，也毫不猶豫地支援了美國幾個最重要的盟國（及聯合國安理會其他主要成員國）所反對的軍事入侵。

最後，伊拉克戰爭展示了“火神派”對五角大樓保羅·沃爾福威茨的幕僚們在冷戰結束時起草的戰略的承諾：美國應當把軍事實力建設到這樣一個水平，以至於任何國家若與之競爭，不但得不到好處，經濟還會受到嚴重削弱。這篇1992年五角大樓報告的初稿，提到美國必須阻止任何可與之匹敵的大國的出現。後來，由沃爾福威茨的助手斯庫特·利比改寫並以切尼的名義於1993年初發表的版本，對“塑造未來安全環境”的需要描寫得更加模糊。透過對伊戰爭和試圖把中東民主化，布什政府為這個概念的含義提供了一個經典的例子。內部邏輯很簡單。恐怖主義已成為對美國的主要安全威脅；而恐怖主義又主要興起於中東；因此，“塑造未來的安全環境”就意味著改變中東的整個政治和社會結構。

txt小說上傳分享

結束語（3）

有時，“火神派”稱，理解他們侵略伊拉克決策唯一的因果關係背景是“9·11”的恐怖襲擊。“‘9·11’對我來說是個轉折點，我看到恐怖主義可能不止殺害三千人，而是三十萬或三百萬人，”沃爾福威茨說。⑥

毫無疑問，“9·11”襲擊對“火神派”和美國全國產生了同樣深遠的影響。問題是，是什麼了影響了“火神派”對那場創傷的獨特反應？並非所有的美國領導人都像“火神派”那樣反應；並非所有的外交政策班子都會對恐怖主義宣戰，而且決心越來越大，最後導致入侵伊拉克。“火神派”的決策和“9·11”後的選擇掩蓋的，是怎樣的本能、態度和經歷呢？我們可以在“火神派”前三十幾年的經歷和思想中，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儘管他們有時否認，但“火神派”受到的是他們自己歷史的影響。

入侵伊拉克，這一布什政府最重大的外交決策，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火神派”的各個成員們。

這場戰爭比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還要突出地把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再次變成美國最顯赫的公眾人物。在他幾乎每天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