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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泰特嶄露頭角,成為美國在核戰爭理論與戰略方面首屈一指的專家。他在50年代初富有開創精神的研究顯示,當時,作為發生核大戰時美國的戰略支柱——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部的海外基地,有可能遭受像日本襲擊珍珠港那樣的來自蘇聯的突然襲擊。從那時起,沃爾斯泰特便潛心研究美國有可能遭受打擊的概念,並在此過程中,成為一群研究國防問題的觀點傾向保守的知識分子的核心人物,這些人包括赫爾曼·卡恩這個被認為是同名影片中的主人公斯特蘭格羅夫博士的原型的人。
60年代後期,沃爾斯泰特開始在芝加哥大學講授政治學,吸引了不少像保羅·沃爾福威茨那樣的學生,他們不僅潛心於理論,也渴望在實際應用上有所作為。沃爾斯泰特主要推動的是防止核擴散。60年代後期的某個時期,沃爾斯泰特訪問以色列歸來,他對他所看到的核計劃可能擴充套件到中東地區的危險感到焦慮不安。
5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一直討論在以色列與埃及和約旦邊界建立核能脫鹽站,以此來推動以色列與阿拉伯人之間在水和灌溉等問題上形成一種合作精神。這些脫鹽廠的目標是崇高的,但是,它們也會製造出一種副產品——鈽。沃爾斯泰特擔心,鈽終究會被用於開發核武器的計劃。到60年代中期,一家美國公司——凱瑟工程師聯合公司具體建議在以色列搞一個大型核脫鹽專案。沃爾斯泰特帶回了有關這個問題的一套文字材料。他問沃爾福威茨懂不懂希伯來語。沃爾福威茨說他懂。這些材料便成為沃爾福威茨博士論文的起點。
沃爾福威茨的博士論文詳細地駁斥了建立核能脫鹽站的想法,他的理由是建立脫鹽站的好處被誇大,核擴散的危險太大。他論述了進行有效國際核查的困難、秘密轉移核材料的風險,以及幫助一個國家改進核科學的技術和科學能力的危險,所有這些問題在未來數十年裡一再出現。
現在回想起來,似乎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沃爾福威茨對核擴散提出的警告,在當時既適用於色列,也適用於阿拉伯國家。沃爾福威茨尤其反對以色列擁有核武器。“根本問題在於,任何以色列的核力量都將不得不相對地依賴於運載系統,這些運載系統甚至會受到常規武器的攻擊,”沃爾福威茨在論文中寫道,“……以色列對阿拉伯城市的核威脅將削弱以色列的常規軍事實力,因為它會割斷以色列與西方友好國家的聯絡,鼓勵甚至是逼迫蘇聯替阿拉伯人進行更積極地干預……以色列的核武器會迫使阿拉伯人竭力獲取核武器,如果不是從蘇聯那裡,也會在以後從別國那裡獲取,或者依靠自力更生髮展核武器。”果不其然,70年代初,沃爾福威茨的論文完成之後,以色列的確發展了核武器。它的阿拉伯鄰國開始考慮效法以色列,某個阿拉伯政府也就是伊拉克開始致力於發展自己的核武器,正像沃爾福威茨預言的那樣。在以後的年代裡,至少在公開場合,沃爾福威茨很少承認他反對過以色列發展核計劃,也不承認以色列起了刺激中東其他國家與之較量的作用。
沃爾福威茨的博士論文成為他的思想發展的另一個重要階段。在職業生涯的最初階段,他主要關注的是中東核武器計劃的危險問題。在當時,這還是不太引人注意的議題,但在後來30年裡,正是這個議題一直糾纏著美國的外交政策,消耗了沃爾福威茨本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身為門徒的知識分子(6)
一個又一個夏天,熱情的青年學生們走出大學校園,雲集美國的首都,為當時五花八門的目標幾乎是不計報酬地工作著。所有這些活動的中心,是華盛頓市杜邦環島的周邊地區,在那裡,許多名稱含糊、預算更不明確的非政府組織在破舊低矮的辦公樓裡安營紮寨。就是在那裡,1969年夏天,“維持謹慎的國防政策委員會”開張了。
該機構僅存在了幾個月。但是在1969年夏天裡,它的辦公室成為開展特殊指導活動的場所。在那裡,美國冷戰的兩位主要設計師、處於職業生涯最後階段的迪安·艾奇遜和保羅·尼采,將他們有關華盛頓的深奧的學識和他們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強硬觀點,傳授給了兩名好學的年輕研究生保羅·沃爾福威茨和理查德·珀爾。
艾奇遜曾經官至國務卿,尼采則是冷戰初期杜魯門政府國務院政策規劃司的司長。這兩個人一直是美國主張對蘇聯採取不妥協政策的主要倡導者。
艾奇遜和尼采建立了“維持謹慎的國防政策委員會”,為了長期提供對反彈道導彈系統的支援而遊說國會。隨著越戰日益失去民心,國會開始用更加批判的眼光審查美國的國防預算,反彈道導彈系統是提交給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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