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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里程碑。在《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一書中，艾倫·布魯姆特別提到了里根的這番話，並且指出，很多自由派人士對里根的話感到反感。“里根總統使用‘邪惡’一詞使同時代人聽起來反感，其原因在於這個詞在文化上的傲慢，在於假定他和美國知道什麼是善；在於它否定了其他生活方式的尊嚴；在於它對那些與我們意見分歧的人的含蓄的蔑視，”他解釋道。然而，里根對文化相對論的抨擊，正是施特勞斯主義者所喝彩的；這是問題的關鍵。

一些施特勞斯主義者相信，這位哲學家的思想包含了對聯合國以及其他國際組織的價值的深深懷疑。“這些機構要麼是通向人類普遍平等的階梯，要麼是我們對自己的公正和實力喪失了信心的愚蠢的例項，”施特勞斯的一位門徒在一篇論述他的哲學的政治意義的論文中這樣寫道。施特勞斯的著作中並不包含這些思想，但是，它們顯示了一些施特勞斯主義者認為他的思想對美國的外交政策的意義。

最後，包括沃爾福威茨的密友艾布拉姆·舒爾斯基在內的其他一些施特勞斯主義者，將施氏理論的含義延伸到了情報蒐集領域。施特勞斯主義者認為，由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謝爾曼·坎特創立的中央情報局的分析風格，與學術界的自由主義傳統有內在的聯絡。情報官員往往假定，所有的官員都遵循相同的基本行為過程和模式（比如，企圖繼續掌權，維護國家利益，維持獲得經濟資源的手段等）。因此，中情局預測另一個政府未來將如何行事的最佳方法，是研究經濟產出等客觀標準；安插特務和竊取情報沒有那麼重要。但是，施特勞斯學派對情報蒐集的不同觀點是，最重要的是一個政權的本質是什麼；暴政國家的表現從根本上會與民主國家不同。因此，施特勞斯主義者認為，美國情報部門更需要重視虛假現象。極權政權可以把國內發生的真實情況掩蓋起來不讓世人瞭解；要想搞清獨裁者掩蓋的現實，特務便是重要的。

到達芝加哥大學後，沃爾福威茨與施特勞斯的關係並不特別密切。這位教授在芝大的執教生涯已近尾聲，沃爾福威茨還沒念完研究生，他便離開了。沃爾福威茨修了施特勞斯的兩門政治理論課，一門是關於柏拉圖的，另一門是關於孟德斯鳩的。他曾一度考慮跟另一位教授、正在將施特勞斯的思想用於美國政治的赫伯特·斯托林寫論文。不過，按照沃爾福威茨那時結識的朋友彼得·威爾遜的說法，沃爾福威茨當時並不怎麼談論施特勞斯；此外，沃爾福威茨在政治上並不活躍，甚至沒有自認為是保守派。當時在威爾遜眼裡，沃爾福威茨似乎是一位中間派，一個很能適應溫和派共和黨人的傳統的人。

在隨後的年代裡，政府和學術界的同事都逐漸把沃爾福威茨看做是列奧·施特勞斯思想傳統的繼承人。“沃爾福威茨仍然是主要的施特勞斯主義者，”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在2002年的一次採訪中評論道。沃爾福威茨在談論外交政策時提及的一些論點帶有明顯的施特勞斯思想的色彩：他強調要推翻暴政、譴責邪惡；他認為專制制度的運作從根本上不同於民主制度；認為自由民主國家及其情報機關有可能受到專制者的有意矇蔽等等。沃爾福威茨最初在冷戰時期將這些思想運用於蘇聯，接著在若干年後，又用於薩達姆·侯賽因的伊拉克。

隨著他自身事業的發展，沃爾福威茨開始拉大與施特勞斯的距離。“我不太喜歡這個［施特勞斯主義者的］標籤，因為我一點也不喜歡標籤那類的東西，”他在一次採訪中說道。實際上，從一開始念研究生，沃爾福威茨便開始受到一個新的領域——核戰略——的吸引，開始投到一位新的導師的門下，他就是芝加哥大學的另一位教授，名叫艾伯特·沃爾斯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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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門徒的知識分子（5）

1965年夏季，在為新研究生舉辦的第一次教職人員茶話會上，沃爾斯泰特曾經詢問過他是否認識一個名叫“傑克·沃爾福威茨”的人。“那是家父，”沃爾福威茨答道。“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跟他念過數學，”沃爾斯泰特說。在康奈爾大學短暫造反之後，保羅·沃爾福威茨開始浪子回頭了。

艾伯特·沃爾斯泰特是能夠得到數學家雅各布·沃爾福威茨稱許的那類學者，如果他允許自己稱許政治學界的任何人的話。沃爾斯泰特的經歷顯示，人們是可以將數學、自然科學和公共政策有用地相結合的。他在紐約市長大，就讀於紐約城市學院，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研究生。50年代初，他已經在位於聖莫尼卡、承接美國空軍合同的獨立智庫蘭德公司安頓下來。在這個位置上，沃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