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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更吻合（也更符合在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前和入侵阿富汗過程中所觀察到的蘇聯人的行為），”沃爾福威茨說。

“B組”的做法創造了重要的先例。自那時起，只要國會議員認為中情局在儘量掩蓋某個外交政策問題的嚴重性，他們便要求成立一個“B組”，重新研究情報並進行獨立評估。90年代中期，國會的共和黨多數派成立了一個“B組”式的特別委員會，負責研究彈道導彈對美國的威脅。對情報重新審查之後，一個獨立的委員會得出結論：導彈攻擊的危險遠大於美國情報界的報告。該導彈防禦委員會由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牽頭，主要成員之一是保羅·沃爾福威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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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蘇聯人緩和，排擠基辛格（10）

沃爾福威茨在“B組”的工作似乎對其思想產生了特別強烈的影響。自那時起，美國情報部門的不健全便成為沃爾福威茨經常談論的主題。他個人認為，情報部門缺乏懷疑精神；它太容易滿足於獲得能夠證實其預想的情報。批評者對他提出相反的指責；有人抱怨他太想獲得符合他自己保守觀點的情報。

2001年恐怖襲擊之後，美國逐步走向對薩達姆·侯賽因的伊拉克開戰，沃爾福威茨是布什政府中向美國情報界施加壓力、要他們拿出更有說服力的情報來證明伊拉克與恐怖主義的聯絡及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劃的官員之一。在五角大樓裡，沃爾福威茨建立了一個特別小組來進行獨立分析，並根據有關伊拉克的情報，得出自己的結論；該小組由老資格的情報專家艾布拉姆·舒爾斯基牽頭，他是沃爾福威茨在康奈爾和芝加哥大學的同窗好友。從某種意義上說，沃爾福威茨在建立自己的內部“B組”。

到70年代中期，沃爾福威茨不僅對基辛格的蘇聯政策，而且對他更廣泛的假設、他的世界觀和他對歷史的理解都產生了疑問。沃爾福威茨年紀還輕，他的觀點當時沒有引起什麼注意，但是，他的觀點代表著政治右翼正在形成的對基辛格的挑戰。

在1976年夏季裡，沃爾福威茨繼續在軍控局工作，他邀請了兩名哈佛大學的畢業生去給他做實習生。其中一位是弗朗西斯·福山。一天晚上，沃爾福威茨在家裡一邊吃晚飯，一邊為實習生們分析基辛格寫的學術著作《重建的世界》，這本書懷著崇敬的心情，描述了19世紀初奧地利政治家梅特涅在歐洲建立了持久的均勢的經歷。沃爾福威茨告訴學生們，這是部好書，是基辛格的傑作，但是，基辛格忽略了一點：這段歷史的英雄人物不是現實主義者梅特涅，而是極力主張對拿破崙採取更強硬行動的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因為亞歷山大一世代表的是道德和宗教原則。

基辛格顯然認為自己與梅特涅相似，他贊同他在主要大國間建立穩定的平衡的目標。基辛格追求對蘇聯的緩和，基礎似乎就是這種模式。在《重建的世界》裡，他以厭惡的口吻論及了對道德的關切。“道德的種種主張涉及對絕對事物的追求，對細微差別的否定，對歷史的摒棄，”基辛格爭辯道。

相比之下，在沃爾福威茨看來，道德原則比穩定或者國家利益更重要。“我記得他說過，基辛格錯就錯在他不懂得他在其中生活的國家，不懂這個國家信奉著某些普遍的原則，”福山回憶道。

比起維持現有的力量均衡，沃爾福威茨更重視的是政治自由。他是有可能愉快地接受里根派提出的“外交政策的道德”政綱要點的。許多年後，在小布什政府內，沃爾福威茨把這種重價值觀和輕政治穩定的態度用到了美國對伊拉克的政策上。他的道理是，如果推翻薩達姆·侯賽因會打亂中東現有的力量平衡，那又有什麼關係。最重要的是追求他心中的價值觀。

基辛格在他關於福特年代的回憶錄裡，對於像伍德羅·威爾遜那樣，把美國外交政策視為“善與惡之間的鬥爭，而美國在鬥爭各個階段的使命，是幫助擊敗挑戰和平秩序的邪惡敵人……威爾遜主義反對透過力量的平衡來實現和平，贊成透過道德上的共識取得和平”的美國人頗有微詞。這番話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沃爾福威茨從福特政府起直到小布什政府的觀點。與共和黨外交政策層級結構中所有其他人相比，沃爾福威茨自認為是基辛格的反對者，是基辛格在思想範疇內的對手。

除掉基辛格和制止緩和，這代表了美國與世界關係的一個轉折點。在美國內部，涉及美國外交政策的問題和辯論的焦點，正在發生著迅速和根本的變化。拉姆斯菲爾德、切尼和沃爾福威茨均在這些變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這些變化後來亦在他們的生涯中影響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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