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第3/4 頁)

是如此。歷史上沒有不經過計劃、準備和發動的侵略戰爭。起訴書既控訴了被告們從事侵略的共同陰謀，又控訴了他們曾對各國實際進行了戰爭（即武裝進攻），而同時又把對各國進行戰爭前的計劃、準備和發動等步驟列為許多專案來控訴，這就未免“重床疊架”或“畫蛇添足”，邏輯上是說不通的，也是違反常識的。因此，起訴書中自第六項至第十七項（計劃、準備侵略）以及自第十八項至第二十六項（發動侵略）的控訴，顯然都是沒有必要的。只要儲存第二十七項至第三十六項（實際從事侵略戰爭）便夠了。

即使就自第二十七項至第三十六項共十項關於實行侵略戰爭的控訴而言，其中也有三項是不合邏輯的，沒有必要的。例如第二十七項罪狀中控訴的是被告們對中國實行侵略戰爭，時間從1931年9月18日起至1945年9月2日止（共14年），而第二十八項罪狀中控訴的依然是被告們對中國實行侵略戰爭，所不同的只是在本項中的時間系“從1937年7月7日起”，其他措辭完全一樣。照邏輯常識說來，1931年9月18日起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必然包括1937年7月7日起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在內。把它列為兩項是毫無必要的，也是不合邏輯的。又如罪狀第二十九項中控訴的是被告們對美國進行侵略戰爭，而罪狀第三十項中控訴的是被告們對菲律賓進行侵略戰爭，時間都是從1941年12月7日起至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止。日本投降以前，菲律賓並未正式獨立，它還是美國的一部分。起訴書把它列為兩項起訴也是不合邏輯的。再如罪狀第三十四項中控訴的是被告們對泰國（暹羅）進行侵略戰爭。泰國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都是站在日本一方的，扮演著一個幫兇小丑的角色。控訴日本對泰國進行侵略非但邏輯上說不過去，而且是與事實不符的。泰國在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後，立即與日本締結“同盟條約”。該約系1941年12月21日訂於曼谷，同日生效。條約第二條規定：“遇有日本或泰國同一個或幾個第三國發生武裝衝突，泰國或日本應立即站在另一方的一邊作為其盟國並用它所有一切政治、經濟和軍事方法向其提供援助。”第四條規定：“日本和泰國在共同進行作戰的情況下相互保證，除非獲得完全共同的協議，絕不締結停戰或媾和。”在日本投降以前，日泰始終是同盟關係，直到1945年9月11日，日本正式投降以後，泰國才照會日本以“該條約與世界和平狀況不相符合”為理由，通知廢除。（見《國際條約集（1934—1944）》，世界知識出版社，第341—342頁）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為什麼最後判決是十項罪狀（2）

——從以上看來，東京起訴書裡控訴被告們的五十五項罪狀，其中絕大部分是不必要的。這在起草起訴書的檢察處方面說來，或許自認為是別具匠心，不厭求詳。但是其結果反而是白費心機，勞而無功。從邏輯上所要求的嚴謹性來說，這個起訴書的缺點確實是嚴重的。

遠東法庭對於起訴書列舉的這樣龐雜的五十五項罪狀，深感難以應付。在審判過程中，檢察處提供的證據並不能充分支援每一項罪狀的控訴。雖然總的來說，他們提供的證據還算是豐富的，但是要把所有的證據分別開來去一一針對這五十五項中的每一項控訴卻是很困難的。

隨著審訊程序的發展，法庭愈來愈感到這個困難的壓力。可是這個起訴書既經法庭“接受”了，在審訊中途自不便命令檢查處去修改。惟一的好辦法便是由法庭自己把這五十五項龐雜瑣細的控訴儘量地簡化一下，壓縮一番，使它雖不能做到像紐倫堡起訴書只有四項那樣簡單明瞭，但是也不至於像原來那樣過分地複雜難解。

經過長期的考慮和探討，法官們內部便決定了把這五十五項罪狀大大地刪削一下，刪除了四十五項，使它縮減為十項。法官們認為，這樣大刀闊斧地刪削一番，實際上並不會影響審判的質量。法庭對待起訴書的這個打算，起初只是法官們內部的決定，他們自己把它作為審判被告們罪刑的標準或尺度，在審判過程中並未打算對外宣佈。

但是，最後在判決書中，法庭卻把五十五項控訴削減為十項控訴的辦法公開宣佈了，並且用委婉的詞句說明了為什麼法庭認為那被刪除的四十五項控訴沒有必要存在。

現在我們且把法庭在判決書裡儲存下來的十項罪狀的重點列舉如下：這十項罪狀的全文見本章第四節。由於它們是法庭承認和儲存下來的僅有的專案，在審訊及判決中具有重大作用，因此我們不憚重複，把它們的內容要點分別列舉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