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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應該共守的國際法原則的有力證明。日本雖未批准這個公約，但是由於它是公約原始簽字國之一以及日本政府1942年1月29日給瑞士政府的照會中和1942年1月30日給阿根廷政府的照會中都承認準用該公約，因而該公約各條款對日本是有拘束力的。年7月27日在日內瓦簽訂的“改善陸戰中傷者病者狀態公約”，亦稱“紅十字公約”。這個公約有四十餘國參加，日本乃其中之一；它在戰爭期間（1942年1月24日及同年2月13日）並一再宣告將“嚴格遵守”這個公約。——以上三個公約，由於它們是當時世界大多數國家所簽訂、批准和加入的，因而也就正確地體現和表達了當時的國際法原則。針對著這些公約的某些重要條款，本附件後一部分扼要地列舉並敘述了十五類日軍對公約肆無忌憚地違反和野蠻粗暴地破壞的種種行為。這些行為構成起訴書中控告被告們第三類罪行（普通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的背景材料和大體輪廓。

附件（戊）分別記載著二十八名被告在1928年至1945年（即起訴書中控告的期間）各自在日本政府中擔任的官職，藉以表明他們個人在日本侵略戰爭期間所應負的責任。本章第三節“二十八名被告戰犯的挑選及其簡歷”中對這些人的經歷及官職已有比較詳細的說明，此處遂不贅述。

一個簡短的“前言”，五十五項罪狀和五個“附件”，這便是國際檢察處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出的控告日本二十八名首要戰犯的起訴書的全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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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最後判決是十項罪狀（1）

東京國際檢察處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出的控告日本主要戰犯的起訴書之最大特點，同時也就是它的最大缺點，那就是：它對被告們控訴的罪狀（共五十五項）編排得過分繁雜瑣細，非但缺乏邏輯上的嚴謹性，有時還不免重床疊架，互相牴觸，使一般人看了心繚眼花，難於理解。

在紐倫堡，檢察處控告被告們的罪狀只有下列四項：1。參加侵略戰爭的共同計劃或陰謀；2。參加侵略戰爭的實行；3。犯有違反普通戰爭法例的罪行；4。犯有違反人道的罪行。這樣綱舉目張，簡單明瞭的安排，不但檢察方面提供證據時比較切實易行，而且法庭判處罪刑時也容易針對要害。

可是，東京起訴書卻羅列被告們的罪狀達五十五項之多，而這五十五項之間又矛盾迭出，缺乏嚴謹的邏輯性。這就難免不在人們的頭腦中產生混亂的感覺。

舉例來說，殺人罪本是普通戰爭罪行之一種，在法庭憲章列舉的三大類罪行中並不是單獨的一類。但是起訴書裡卻把它獨立地列為一類，控告罪狀達十六項（37至52）之多。這在邏輯上不但不符合憲章的規定，而且使侵略罪以外的其他兩大類罪狀（普通戰爭罪及違反人道罪）在內容數量方面失去了平衡。這兩大類的罪狀總共只有三項（53至55）。誠然，大規模的和某種性質的屠殺有時也可以作為違反人道罪去控訴，但是起訴書裡並沒有這樣，而是無區別地把一切殺人罪行統統歸為一類。

又如起訴書控告被告們“破壞和平罪”（侵略）一類的罪狀有三十六項之多，幾佔全部罪狀三分之二；它把進行侵略戰爭的步驟分得非常瑣細：共同陰謀侵略戰爭佔五項（1—5）；對個別國家計劃和準備侵略戰爭佔十二項（6—17）；對個別國家發動侵略戰爭佔九項（18—26）；對個別國家實行或實際進行侵略戰爭佔十項（27—36）。

誠然，東京檢察處的原意不外乎是：侵略既是被告們最重大的罪行，把它們對各個盟國實行侵略的步驟分門別類、不厭其詳地列舉出來似乎是很細緻周密、很駭人聽聞的。但是，他們不知道這樣做非但增加將來提供證據去支援這許多項控訴的實際困難，而且在理論上和邏輯上也有些說不過去。比方說，第一項罪狀控訴的是被告們參加擬訂一個龐大的、野心勃勃的稱霸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和瓜分全世界的整個計劃或陰謀，也就是一個總的全面的共同計劃或陰謀，而第二項、第三項、第四項及第五項控訴的卻是對某些個別國家的侵略計劃或陰謀。按照整個包括部分或全體包括個別的原則，後四項似乎都是多餘的。又如自第六項起至第十七項止都是控訴被告們對個別國家計劃和準備侵略戰爭，自第十八項起至第二十六項止都是控訴被告們對個別國家發動侵略戰爭，而自第二十七項起至第三十六項止卻是控訴被告們對個別國家實行侵略戰爭，亦即實際從事武裝進攻。這樣瑣細的分法是不很合理的，因為實行戰爭必然會包括計劃、準備和發動等步驟。在侵略戰爭中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