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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對乙、丙級戰犯的審判，其案件之多是使人驚異的，有的國家（例如美國）竟超過了一千件，而幾百件或幾十件的更是所在多有，不足為奇。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國內軍事法庭審判犯有暴行罪的乙、丙級戰犯案件的數目字，我們迄今還沒有精確的、全面的統計或報道。據1964年12月24日出版的美國“時代”週刊披露：在德國被佔領期間，同盟各國的軍事法庭曾審判納粹戰犯共5025名，其中處死的為486名；戰後德國法庭自己審判的納粹戰犯為12882名，判刑的為5243名，其中處死的為12名，無期徒刑的為76名；蘇聯法庭對納粹戰犯判刑的估計約為10000名。這個報道和估計的可靠性如何，不無疑問。但是，同盟各國對德日戰犯審判案件之多和處罰之嚴確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個最突出的現象，它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犯審判的情況是大不相同的。

法庭的地址及佈置（1）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第一條中規定法庭的常設地址是在東京。但是第十四條又規定：除第一次審訊應在東京舉行外，以後的任何審訊應在何地舉行，可由法庭自由決定。乍看起來，這兩條規定似乎是牴觸的，其實不然。為了對外行文便利及其他種種原因，法庭必須有一個正式的、固定的、具永久性的常設地址，這便是東京。但是為了審訊的實際方便起見，憲章又規定了法庭有權在第一次開庭之後自由決定將其全部或一部分審訊工作遷移到任何他們認為適當的地點去進行。這原是為了工作的效率和便利設想，同時也是對法官們的自由意願表示尊重的意思，用意是好的。

然而，事實上，在遠東國際法庭存在的整個期間，它的審訊工作始終是在東京進行的。惟一的一次“例外”（其實並非真正的例外）是在1947年春天。那時法庭要傳喚一名前日本關東軍參謀長石原莞爾中將出庭作證，而石原莞爾長期病臥山形縣吹浦町不能動彈。法庭於是派了紐西蘭籍的法官諾斯克洛夫特帶了書記官、記錄員、檢察辯護雙方代表以及幾名隨員前往石原莞爾的吹浦住所，舉行日本人所謂的“臨床審訊”。這是一般法庭在有迫切需要時指派一名“授命法官”代表法庭在庭外採取證據所常用的辦法，不能視為法庭審訊工作改變了地點進行。然而，就是這種辦法遠東法庭也只採用過一次。

前日本關東軍參謀長、“九一八事變”的主謀石原莞爾僥倖免於起訴，圖為長期臥病的他被人用手推車帶往庭外作證

1946年夏季，那是遠東法庭開庭的第一個夏天，由於東京氣候酷熱，而法官們出庭又必須穿著厚的黑色緞制“法袍”，因而汗流浹背，感覺異常苦悶。那時確有個別法官建議把審訊工作暫時遷移到日本避暑勝地輕井澤去舉行。經考慮後，法官們大都認為這事的牽涉面太廣，耗費也太大；要把這樣一副龐大的審訊機器和這樣眾多的有關人員搬到日本任何其他地點去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此，這個建議未能邀得多數法官的贊同。但是，有鑑於盟軍總部遲遲未能給法庭裝修冷氣裝置，法庭決定以“罷工”（停止審訊）來對總部施加壓力。果然不出所料，法庭全部冷氣裝置不到一個星期工夫便裝置好了。審訊工作於是便告恢復。法庭這一次“罷工”的舉動曾引起世界輿論的譏評。幸而，臨時遷移到輕井澤去的計劃未能實現，否則必然會遭到輿論界更大的攻擊。由上所述，可見憲章雖有法庭可以自由選擇其審訊地點的規定，但遠東法庭的審訊工作自始至終都是在東京的常設地址舉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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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國際法庭在東京的常設地址是在市谷區的原日本陸軍部大廈。這個大廈在戰前一度是著名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搖籃；在戰時是軍部和參謀本部合組的大本營的所在地，亦即日本侵略戰爭發號施令的中心。審判日本主要戰犯的國際法庭設在這裡，不能說沒有深遠的意義。

戰後東京，由於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房屋都被炸燬燒光，到處呈現著斷瓦殘垣、遍地焦土的淒涼景象。但是有某些地區和某些建築物卻屹然聳立，像沙漠中的綠州或大海中的孤島一樣。遠東法庭所在地便是這種綠州或孤島之一。

關於法庭的外部環境，東京“朝日新聞”（日本銷路最廣的日報之一，每天發行達五百萬份）有過這樣一段富於詩意的描述（題為“夢之跡”）：

“杜鵑之花，或紅或白，在土堤青草中放著芬香，而東京法庭即沿此土堤而直上。有鋼骨水泥之大廈巍然屹立，其在大門之前，立有英文的木牌標記，寫著五個大字：‘INTERNATIONAL　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