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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證價值。其次，便是以提問題的方法攻擊證人的信用或人格，使法庭對他的證言之可靠性發生動搖或懷疑。最後，便是以提出某些新的問題（即在直訊中未曾接觸到的問題）的方法，企圖從證人的答覆中撈些有利於己方的材料。

以上是執行反詰的一方所企圖達成的三專案的。一個執行反詰的檢察官或辯護律師之能力是否高強，便要以他在這三方面所能取得的成就如何為斷。反詰是訴訟雙方鬥爭的焦點所在，反詰執行人必須絞腦竭思，全力以赴，他對證人和他的證言要無孔不入，無隙不乘，無所不用其極。在遠東軍事法庭裡，英國陪席檢察官科明斯·卡爾一向被認為是一個執行反詰最卓越的能手。他提出的問題非但尖銳、扼要，而且富於破壞性，常能擊中證人的要害。被告證人和被告律師對他畏懼最深。美國辯護律師則大都是庸碌之輩，學識淺薄。有的假裝神氣，在法庭上張牙舞爪，但是腹中卻空洞無物，發言時常鬧笑話，有的則愚蠢不堪，在反詰證人時常常遭到庭長的嚴厲申訴。例如，日本證人前田曾為檢方作證，證明日本軍閥利用過各種手段控制當時日本青年的教育和思想，使其服從於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美國辯護律師克萊曼在執行反詰時竟向證人問道：“請你告訴我，難道在日本小學教育課程中沒有規定日語課嗎？”庭長斥道：“這簡直是胡鬧！難道在日本學校裡能不教授日語嗎？”並命令證人不必答覆。克萊曼在略加申辯後，又向證人說：“好，我就改提下面一個問題：學生們上不上算術課呢？”庭長厲聲斥道：“這真正是豈有此理！你扯得太遠了。須知你是站在國際軍事法庭面前，而這個法庭是在審判前日本帝國的領導分子對人類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庭長再度命令證人不必答覆。克萊曼再度作了一番強辯之後，又向證人問道：“……在這些學校裡有音樂、圖畫、日本歷史、手工等課程嗎？”庭長被這些愚蠢的問題所激怒，幾乎說不出話來，他只簡單地對證人說：“證人，不必答覆這種問題。”克萊曼連線碰了三個釘子之後，才感到自討無趣，於是收拾了他的公文包，無精打采地向法庭說：“我再也沒有問題了。”克萊曼律師的這次滑稽表演雖然是特別突出的一個事例，但是人們也可以從此看出那些搗亂成性的美國辯護律師們實際上是智慧很低劣的人。

證人出庭作證及受訊的程式（7）

在證人方面，反詰對他也是最緊張的，甚至是痛苦的。在直訊階段，訊問他的是“自己人”，態度親切友好，問答大都是事先協商過的。在反詰階段，訊問他的是“敵人”，態度是不友好的，所提的問題時常出乎意料之外，突如其來，有時竟是稀奇古怪，不倫不類的。因此，證人在作答時必須聚精會神，提高警惕，勿授予對方以可乘之機。這是對證人的智慧的一種嚴酷的考驗，也可說是一種精神上的折磨。英國法學家哈理士把對證人的反詰比喻為對死人的剖解。他寫道：這有些像法醫學上的剖解，所不同者只是證人是活的，他對摺磨行為是非常敏感的。

在反詰階段中對證人提問的範圍問題在遠東國際法庭裡一直是一個有爭執的問題，而法庭的態度最初也是舉棋不定，矛盾迭見的。嚴格地照道理講，對證人反詰應該限制於他在直訊中所提供過的證言，亦即他敘述過的事實或表示過的意見。倘使不加限制，什麼問題都可以向證人訊問，反詰將成為一場海闊天空、永無休止的舌戰，證人亦必被弄得心繚眼花，窮於應付。但是法庭在審訊最初期便是這樣辦的。它仿照英國法例，對反詰中提問的範圍採取了極端寬大的態度。除了與案情完全無關或十分無聊的問題之外，它對反詰執行人向證人提出的任何問題幾乎全不加以制止。這樣，便鼓勵了反詰執行人提出許多新的、證人在直訊中完全沒有涉及的問題，其目的是想從證人對這些新問題的答覆中撈點於己方有利的東西，以供以後辯論和總結之用。

實踐證明，這種辦法並不是好辦法。它的最大缺點便是節外生枝，造成混亂，而且浪費時間太多。早在1946年6月25日，檢察處便申請法庭予以改變，但是遭到了庭長的擅自拒絕。

庭長的擅自拒絕引起了一部分法官們的不滿。他們認為，為了避免審訊無限期拖延，對反詰的範圍非加嚴格的限制不可。幾經法官們之間的磋商和辯論，不久便在法官會議上透過了一個決議，該決議並於1946年7月25日在庭上公開宣佈了。

決議宣佈：“法庭決定，從今以後，將使一切反詰都限制在直訊時所提到過的主要問題上。”這就是說，在反詰時向證人提出的問題，必須是證人在直訊階段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