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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令其續與行奸，有敢抗拒者，便被處宮刑（割去生殖器）而致死。

由此可見，所謂日本軍人“敬佛畏神”之說純系虛構；佛廟庵觀實無絲毫安全之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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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但佛廟庵觀毫無安全之可言，即避難於國際難民收容委員會所設定之所謂“國際安全區”的我國同胞亦不能逃脫敵寇之魔爪。“安全區”事實上並不“安全”。

記得遠東國際法庭審訊南京大屠殺事件時，曾傳喚過幾位當時實際負責安全區工作的人員出庭作證。據我的記憶，他們在宣誓後作瞭如下的證言，並提出了許多檔案檔案去支援這些證言。證言的要點如下：

在南京淪陷初期，日軍曾一再闖入國際安全區，對該區所收容的難民普遍地進行了“甄別”和“鑑定”。凡是他們認為有抗日嫌疑的、當過兵的以及適合兵役年齡的我青壯年男同胞（極大多數是工人、學生、店員）都被逮捕，成批地捆綁去供集體屠殺，屍體被投入江中或予以火焚，以及被活埋於“萬人坑”、“千人冢”內。

在“安全區”存在的整個時期內（約兩個月，至一九三八年二月初始辦理結束），日軍當局曾多次搜尋該區難民，並迫令提供大量少女去“慰安所”（即妓院）“服務”，供日軍蹂躪。

由此可見，所謂國際安全區，其所能保護者亦僅是一般老弱婦孺而已。在宋希濂的文章裡說：七十二軍軍長孫元良的行為最為卑鄙可恥。他在“十二日下午五時到長官部開會出來後，就沒有回部隊，脫去軍服，換上便服，跑到一家妓院拜鴇母做乾孃，遷到難民區（即所謂‘國際安全區’）躲藏了一個多月，後以日軍疏散難民，才混了出來”。在我看來，這不能不算是“奇蹟”。因為，照負責安全區工作的人員在遠東法庭作證時的說法。日寇對安全區所收容的難民曾一再進行過“甄別”和“鑑定”；凡稍有丈夫氣概或適合兵役年齡的男子都被認為“有抗日嫌疑”而遭到逮捕，送去集體屠殺。孫元良之能苟全性命必定是由於他善於化裝，裝得像一個垂死的病夫、老者或殘廢人。否則，他是不可能逃脫日寇的魔掌而“創造”這樣的“奇蹟”的。就是這種人所得到的保護也不是絕對的，因為日軍經常單獨地或三三兩兩地於夜深人靜時越圍而入，或則不擇老幼，摸索強姦；或則盜竊財物，囊滿方去。

“安全區”既無銅牆鐵壁，又無武裝警衛，在那裡服務的國際人士面對暴虐的日軍亦只有低聲下氣、苦口婆心地去規勸排解或討價還價，以期減少犧牲而已。據出席遠東法庭作證的曾在國際安全區工作過的西方人士說，他們除了對日軍進行規勸、排解和討價還價之外，便是透過新聞記者向世界輿論宣傳日軍的暴行；同時，將這種種暴行作成“備忘錄”，透過外交途徑向日軍當局每天提出兩次抗議。但是日軍當局從未理睬，亦不置復，依然任其部下肆虐如故。法庭曾訊問松井：看到過這些“備忘錄”沒有？松井答稱：看到過。訊問他採取過什麼行動？松井答稱：我出過一張整飭軍紀的佈告，貼在某寺廟門口。問：你認為在浩大的南京城內，到處殺人如麻，每天成千成萬的中國男女被屠殺、被強姦，你的這樣一張佈告會有什麼效力嗎？松井啞然，無言以對。繼又供稱：我還派了憲兵維持秩序。問：多少名憲兵？松井答：記不清，大約幾十名。問：你認為在好幾萬日軍到處瘋狂地殺人、放火、強姦、搶劫的情況下，這樣少數的憲兵能起制止作用嗎？松井於沉思後低聲答稱：我想能夠。於此，法庭遂傳訊另一證人，這個證人根據親歷目睹的事實，證明全城總共只有憲兵十七名，而這十七名所謂“憲兵”非但不制止任何暴行，而且他們自己也參加了暴行，特別是搶劫財物或者從強盜士兵們手中來一次“再搶劫”。在這個證人面前，松井窘態畢露，無地自容；而法官們和旁聽群眾卻弄清楚了最高統帥松井大將在南京所採取的“整飭軍紀”的措施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在這裡，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一位出庭作證的老年西洋牧師，他也曾是“安全區”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他說：在某一夜間，一個日本兵竟“光顧”他的住宅達三次之多，目的之一是想強姦匿避在他家中的小女學生，其次便是想竊盜一點財物。每次經他高聲嚷斥之後，這個日本兵便抱頭鼠竄而逃，但每次都要偷點值錢的東西走。為了滿足他的貪財慾望，最後一次，這位老牧師索性故意讓他在衣服口袋裡扒去他僅有的六十元紙幣。在得到了這份意外之財以後，這個日本兵便懷著滿意和感激的心情，一溜煙似地從後門逃走了。

由此可見，號稱紀律嚴明、天下無匹的“大日本皇軍”，非但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