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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衷不為人所諒：王既身敗名裂，助之則為不順，此其一。部下（指蕭）有衣錦回鄉之志，背之則有不祥，此其二。湘軍倘下武漢，則西南之聲勢大振，“聯治”論高唱入雲，任之則有未便，此其三。他根據這些見解決定了先戰後和的策略。

他並未低估湘軍的實力：湘軍驅張後養精蓄銳一年，倘與之一決雌雄，正未知鹿死誰手。但他抓著湘軍三大弱點，（一）軍餉不足，（二）軍火無繼，（三）無海軍。所以他避開正面，以海軍直搗嶽州。當湘軍餘勇可賈之際，他悄然率領楚泰、楚同、楚有等七艦由�ND436�州、嘉魚、寶塔洲、新堤前進，八月二十八日到嶽州，開炮擊毀粵漢路南江橋，截斷了湘軍歸路。假使湘軍懂得“分段作戰”的戰略，後路儘管被截斷，前方繼續前進，充其量演成雙方換防的局勢——吳攻入長嶽，湘軍攻入武漢，而海軍不能佔領土地，也許吳的大膽嘗試將受嚴重之打擊（十六年［1927］國民革命軍一面圍攻武昌，一面渡漢水北伐；十七年［1928］五三之役日軍炮轟濟南，北伐軍繞道渡黃河繼續作戰，均為分段作戰之戰略）。那時湘軍未發明這種戰略，聞後路有失，軍心渙散，前線像潮水般退下來，造成了吳的閃電戰“另一勝利”。可是吳事後向人說，“援鄂之役，其作戰之艱危遠過於聲討安福之役。”

吳又機敏地有一次“適可而止”的動作。其時湘漢兩地英領提出調停之議，吳慨然接受，保證無侵略湘省之意。道義上他固無繼續用兵的理由，事實上尤有“適可而止”之必要，因（一）恐奉軍躡其後，（二）川軍亦以“援鄂”為名揚帆東下，且聞湘軍將退往湘西，讓粵軍開進湘南來，粵直相爭，湘軍也未嘗不可做“漁人”。

九月一日趙乘英國兵艦到嶽州，吳不以戰勝者自居，待之頗有禮貌。談了一會兒，他忽然背起《孟子》一段來：“天下烏乎定？定於一！孰能一之？……”他還沒說到“我能一之”，趙即反覆陳說武力統一之不可能。吳要“廢除省憲”，趙毅然答以“不能”。吳又說，“宋、魯（宋鶴庚、魯滌平是湘軍第一二兩師長）是湘軍援鄂的主動者，至少應予以免職處分。”趙說，“我是總司令，應負一切責任。”吳露著不豫之色向左右說，“炎午很夠朋友。可是他的主張不對，他的態度太固執。”他掉轉頭來向趙說，“有一位朋友要會你。”

三次入湘友乎敵乎（4）

後面鑽出個戎服煌煌的漢子，是趙計程車官同學孫傳芳——這次湘鄂之戰的正面敵人。孫說，“你好，無緣無故地打起老同學來了，今天得算算這本爛賬。”趙頗感忸怩，倒是吳走過來替他們解交。那次湘鄂之役，三個“二爺”（吳趙孫均排行第二）胡亂談了一會，簽訂了一張停戰協約，大家握手而別。

湘軍打倒王佔元直接替蕭造成了督鄂機會，間接也替孫造成了扶搖直上的機會。吳因此賞識孫的將才，初任為長江上游總司令，後任為閩粵邊防督辦及浙閩邊防督辦，創立了雄踞東南的基礎。

湘事既了，川軍發動亦被吳分途擊破。他以為天下事大定，“國民大會”不難求其實現，乃授意張紹曾發起“廬山國是會議”，分國民會議與國軍會議兩種。而湘趙自和議告成後，因軍餉不繼而裁兵，因裁兵而內爭以起，以與本書無涉，姑略而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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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財神”檄（1）

十年（1921）十二月十四日奉張入京，推薦交通系首領梁士詒組閣，並邀曹錕入京捧場，曹初則不欲往，終以情面難卻，於十九日由保抵京。吳對梁閣曾表示反對之意，張勸曹加以抑制，曹亦馬馬虎虎答應，北廷遂於二十四日命梁組閣。

過去張說師長無過問國事之資格，只有巡閱使才配。現在吳亦為“兩湖巡閱使”，但他仍是曹的部下，曹張既為敵體，則曹的部下就是張的部下，所以張對之仍不以正眼相覷。張以巡閱使一席無異爛羊頭，索性推薦張勳為蘇、皖、贛巡閱使，盧永祥為浙閩巡閱使（因曹反對未發表）。事實上，吳的巡閱使是半邊巡閱使，湘省不承認，始終呼之為“吳巡閱副使。”

梁閣產生後吳的賀電不到，梁慌了手腳，派人疏通，吳置之不理。張勸梁不必多所顧慮，“一切問題自有本帥作主”，所以梁也不以正眼覷吳，而僅以張一人之意旨為意旨了。其時張與交通系、安福系均有聯絡，一會兒推薦曹汝霖入閣，一會兒主張特赦安福禍首，一會兒保舉張敬堯才堪大用，其目無曹吳可知。徐懾於奉張之威，赦免了段芝貴、曲同豐等六人，任汝霖為實業專使。張的發言權高到極點，直系在中樞的地位幾降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