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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920）吳師撤防北上，湘軍乘勢驅張，我的感想為之一變：直皖之役，我站在火線外數千裡的長沙暗中替吳使著勁，聞吳師勝利則喜，像我自己參加了那次戰事一樣。此後吳的行動與我所預期的漸漸不合，我的同情心因之遞減，然而他兼有“不要錢、不怕死”之兩長，再加上“不賣國”的主張，所以我在失望中對之尚未絕望，以為他是革命軍人，其錯誤只是一時的錯誤，終有返本還原之望。在這一時期之中，我暗中替他惋惜，他的錯誤像是我自己的錯誤，他的失敗像是我自己的失敗。

吳的一生與湖南結有不解之緣：始而在衡陽發跡，繼而在岳陽避難，他的事業湘人所知最多，我所寫亦最多，所寫與吳有關的各種通訊稿前後無慮數十萬字，有一時期幾至一手包辦；即其練兵洛陽之時亦常從北方歸客口中得著他的詳細訊息。我與之無一面之緣，雖然寄跡岳陽時有友人約我同往訪問，我聽得他的脾氣很古怪，對客人高談闊論時頗像“訓詞”口吻，認為無前往“聆訓”之必要。

二十一年（1932）吳由川北上後，他的訊息在報上幾於“魚沉雁渺”，而我從北方歸客口中所得愈多，甚至他每天喝幾盅老酒，發些什麼怪議論都有人傳到我的耳裡。這時華北謠言甚熾，我不禁怦怦然，惴惴然，替他捏著一把冷汗；對於一個一面不相識的失敗軍人，與本身痛癢不關，而關心如此之切，這種莫明其妙的心理，我只能以“莫知其然而然”一語來作自己的解答。

二十八年（1939）吳的噩耗傳來，我的心靈上像遇了一次莫大的打擊，慼慼然，惘惘然，若聞親戚故舊之喪，為之不怡者累日。回頭一想，又不禁為之釋然：他過去是個不畏難、不畏死的軍人，因在北洋系傳統觀念之下，因其剛愎自用的個性，對現代政治理解不足，對人生體驗亦有不足，不知不覺地走到“一意孤行”的路線上，然而他的心地是光明的，志行是皎潔的，他果然返本還原而不負國人之所期了！他始終不“下野”，一般攀龍附鳳之徒還望他“東山再起”，而在明眼人看起來，他的時代性相去日遠，哪裡還有化腐朽為神奇之一日？然而他畢竟再起了，他的死較之政治地位之成功其得失簡直不可以道里計。

他死後我想為之寫一長傳，以疏懶已久，遲至一年後才下了握管的決心。可是疏懶者終於疏懶，報上登出一段，我就寫一段，而《新聞報》“地盤”之艱貴諒為閱者所知，登一天停兩天，閱者來函質詢，苦難一一作答。我憑著有限的記憶力，斷而復續地寫，其中材料之大部分為報紙所未載。當初原無印行單冊之意，在友人與閱者交相鼓勵之下，才決定將原稿大加整理，把年月日及若干與政治有關的電文大意補進去，包括民七（1918）至民十六（1927）的北方軍閥###史，這是本書問世的一個動機。

我決定窮半月之力完成這工作，下午至少翻閱半年以上的舊報，上午把翻來的材料一口氣寫完，平均每日寫四五千字，寫倒不覺吃力，而翻報工作每日傴背俯身達七八小時之久，忙得氣都喘不過來，自嘆為三十年報人生活中最忙之一次，較之吳在四照堂點將五官並用時有過無不及。諺雲“浪子回頭金不換”，一個懶人一旦發奮做起吃重工作來，比終日孜孜不懈者亦往往有過而無不及。在這一時期中，腦子裡昏昏然，茫茫然，吃飯時腦子裡是《吳傳》，睡覺時腦子裡是《吳傳》，與人談話時顛三倒四不知所云，這與吳困於天津車站時或正相同。

。　想看書來

自序�（2）

本書採取客觀態度——是則是、非則非的態度，對吳的一切錯誤絲毫不加掩飾。其中有數段情節詭奇的描寫，要皆“傳之以真”，我所寫是絕對有所本的《吳傳》，不是面壁虛構的小說。不過吳到北平後還有不少可泣可歌的史料，因時間倉卒，未克一一寫入，將來或有蒐集補充之必要。感謝閱者和友人的鼓勵，尤其是二十五年前在湘一度共同辦報的新城先生的贊助，使我完成了這部帶有歷史性的寫作，了卻一樁心願。

民國三十年四月十日菊隱

逃出故鄉（1）

提筆寫《吳佩孚將軍傳》，假使用如下之筆調：“吳佩孚字子玉，山東蓬萊人也。少孤，太夫人課之嚴，以是養成其剛毅不屈之個性。妻李氏事姑至孝，有‘玉美人’之目。弟文孚初亦習儒，後碌碌以沒。將軍無子，以弟之子道時為嗣。”這未免太老調而乏味了。

要寫吳將軍歷史須從投筆從戎時說起；在這階段之前，將軍雖應登州府試，得中第二十七名秀才，實與市井常兒無異，無著力描寫之必要。將軍從戎的動機非由於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