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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之打擊。奉軍失敗後，東京有“張作霖後援會”之組織。吳自覺對外尚無充分準備，想埋頭練兵，到有把握時再說。第二，直系內部亦未一致，頭一個曹張究系姻親，第二個直系健將王承斌是奉天興城縣人（興城有二伯之稱，一為王孝伯即承斌，二為吳廉伯即景濂），這次因避嫌把隊伍交給別人帶，吳對之不無相當顧慮。第三，除第三師外直軍多不願戰。吳在軍事上常取“適可而止”的態度，兩次對湘事如此，這次對奉天問題亦然。

六月十八日直奉和議告成，奉軍退出關外，直奉問題告一段落。

迎黎（1）

打倒安福系是吳的革命行動。那次軍事是勝利了，而吳的政治主張則失敗了，其失敗由於奉張並非同抱革命思想的人物，且吳的長官亦在“直奉平分春色”之局勢下感得相當滿足，所以吳再來一次“革命”，打倒另一障礙物以求其主張之實現。

吳的政治主張是統一，先安內而後攘外。自撤防北歸以來，他鑑於南北之爭為法統問題，乃欲遷就西南主張，以恢復法統促成統一。當前的另一障礙物是非法總統徐世昌，去徐為恢復法統之先決條件。吳在衡州時呼徐為“菊人先生”，即否認其總統地位。舉兵討奉之前曾密召金永炎（黎元洪要人）南下，聘為顧問，舊國會議長吳景濂、王家襄等則僕僕於保洛間，其時早已決定了恢復舊國會及迎黎復職兩問題。

自民國以來，中樞地位之變更或為武力之消長，或為主義之實現，獨徐既無武力又無主張而能久居高位，他是兩勢力相持下的產物：因馮段之暗鬥，乃相約下野而以徐為總統；馮死，段的權勢一時無兩，則又有直皖之暗鬥藉以保持徐的地位，直皖之役徐是傾向直方的。安福系既倒，徐的地位又動搖，又賴有直奉之暗鬥造成新均勢。徐對曹無所謂，對吳則深惡其擅作主張如召開國民大會、反對安福國會及呼“菊人先生”等等，這些都是改造政治的主張，都足以危及他的地位，所以直奉之役他又是傾向奉方的。奉軍入關有“奉令拱衛京畿”之語，奉軍失敗後徐對討奉令推三阻四，其中不無蛛絲馬跡之可尋。

奉敗而均勢失，徐慌了手腳，暗中許曹為下屆總統，勸勿召集舊國會，且乘一號紅牌汽車親赴西堂子衚衕訪王士珍請其出任艱鉅。不料吳不能復忍，突以寒電徵求各省對恢復舊國會的意見，又令孫傳芳擔任“開路先鋒”，發表刪電主張恢復法統、迎黎復職，蓋吳鑑於國民大會之曲高和寡，廬山國是會議之畫虎不成，乃作此遷就事實的政治攻勢。十一年（1922）五月十九日吳再以皓電徵求各省同意，二十八日孫再通電請南北二大總統同時下野，二十九日齊燮元促徐退位，三十日徐覆電略謂：“孫傳芳戡電所陳，忠言快論，實獲我心，一有合宜辦法，即便束身而退。”此電自稱“鄙人”，與吳致梁電自稱“鄙人”者竟是同一口吻。

徐口中的“合宜辦法”是緩兵之計決無敝屣尊榮之意。而舊國會方面，遠在十年（1921）十二月二十三日即有一部分議員發表“由舊國會完成憲法以定國是”的宣言，十一年（1922）春間活動更力，五月二十四日在津開籌備會，否認“國會解散令”，主張依法自行###，六月一日王家襄、吳景濂等一百五十餘人宣言主張取消南北兩政府，另組政府，且斥徐為篡竊行為。局勢逼緊到這一步，而徐認為“尚非合宜辦法”，直到六月二日直方駐京代表三電公府詢“總統何時啟程”，才匆匆辭職走津，以周（自齊）閣攝行職權。

六月二日舊議員議決迎黎復位，吳亦通電“恭迎我黎大總統依法復職。”不料舊令尹揮之不願去，而新令尹招之不肯來：黎的態度是半推半就的態度，“倘無統一及裁兵之保證，決不貿然復職。”保方不免心動，有入京組織臨時政府之意：本來迎黎及恢復舊國會都是吳的主張，“子玉的主張就是我的主張”，曹不便加以阻難，然而“子玉雖親，不及總統親，黎既不願重來，大位不可虛懸，則何妨讓本帥一試！”

吳的意見根本不同，以為與西南一致護法以促成統一，一面由舊國會制憲，憲法完成後閉會，再由正式國會產生合法政府乃長治久安之計。他對總統人選無成見，雖不反對曹，而對曹之迫不及待則期期以為不可。他本想自往天津迎黎，一以黎居租界，二則保方空氣對之非常惡劣，乃向金永炎間接表示，“時機稍縱即逝，此時若再討價還價，即我亦無能為力。”黎乃發表“廢督裁兵”的魚電，其中有云：“上自巡閱使，下至護軍使，皆刻日解職，待元洪于都門之下。……匪特變形之總司令不能存在，即劃分軍區、變形易貌之巡閱使尤當杜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