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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由蘇、松、杭、嘉、湖五府於常額外，增造綵緞七千匹的坐派，加在一起，對江南絲織業是個深重的災難。所以嘉靖萬曆時，宦官督織造已成為社會上一大頑疾，“今天下之為民害者，孰有甚於監督織造之使乎？”“今天下苦織造久矣！”［89］等呼聲，響遍朝廷內外。究其原因：一是在督織宦官撥弄下，織造所需數額日大，費用日增，從而加重了百姓負擔與國家財政混亂。二是宦官借織造之名，營私舞弊、敲詐民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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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與經濟（12）

甲、絲織造數額與費用之日增

天順時，增造綵緞七千匹。弘治初稱“停免”蘇、杭、嘉、湖、應天織造，但不久又復設。據《明實錄》載，十三年（1500）正月，工部尚書徐貫等提出“近歲織造改樣，絲紗羅等數至萬計，工未就緒。今又令蘇杭等府織各色花樣一千五百餘匹，每匹價銀有多至四五十兩者，奇巧過多，費用不貲”。同年五月，五府六部等衙門又奏：“自弘治七年（1494）起至十三年（1500）止，南京、蘇杭差內官織造上用各色織金絲，共八萬四千七百六十匹”，要求將派往各處之織造內臣取回，停止工作，“以蘇民困”。對此，孝宗剛剛批准，太監鄧即以供應不足，又要求照舊織造。經工部力爭，才於十六年（1503）減蘇杭額數三分之一。據《杭州府志》載，即使是遭災的弘治十七年（1504），浙江的上供織造費仍達鉅萬，而且責限甚嚴。

正德時，劉瑾擅權，濫賞日增，尚衣監提出，內庫所貯諸色絲、紗羅、織金、閃色［90］、蟒龍、鬥牛、飛魚、麒麟、獅子通袖、膝［91］，並胸背鬥牛、飛仙、天鹿均已賞賜完畢，請令蘇、杭、應天諸府依式織造。於是，武宗朱厚照馬上下令織造，一次數額便達一萬七千匹。

隆慶之始，也曾詔撤織造中官，但旋即復遣。不僅復遣，還把杭、嘉等地勸農廳改為織造館，織造數量也增加了。隆慶二年（1568）三月，命李往蘇杭督織造，計費約四十萬金。李尚未行，內織染局太監陳洪又呈新花樣，於是又以新花樣續發李，催辦一千八百六十匹，計費共六十餘萬金。《明實錄》載，工部官員當時曾一再奏請停止，揭露陳洪之續發新花樣，只是因為穆宗曾令將織造貢品直接解進，不必經內織染局，這樣陳洪便失去一個解進時索取常例的機會，因而以此作為補償。但在內織染局頻稱“匱乏”的情況下，皇帝直接提出了“朕用不可缺”，堅持續發，官員也就無可奈何了。四年（1570），尚衣監太監崔敏傳旨，令南京加造緞匹，數至十餘萬。六年（1572）二月，又遣內臣往蘇杭織造龍袍、翟服、絨錦、鸞帶。

萬曆初，蘇杭織造亦嘗停止，織造太監曹金也被撤回。不久，以神宗將大婚，遣司禮監隨堂孫隆到蘇杭等府督造袍服，“計共七千餘套，約用工料銀十萬餘兩”［92］。萬曆三年（1575），又於歲造之外添織九萬有餘。承運庫太監旋又在上供御用等項已足夠用的情況下，僅因賞賜三衛“夷人”，緞匹缺少虎豹一樣服色及每歲賞賚溢於舊額，便提請行南京、蘇、松、浙江等處，增織包括上用袍服等項在內共三萬七千匹，用銀約四五十萬。十年（1582），內承運庫又以急缺緞匹，奏行浙江南直等府動支無礙官銀織造各色絲紗羅錦布綾，共十萬四千四百九十匹。此外，萬曆十年（1582），又把素絲改織金胸。十七年（1589），以素絲改織紅雲虎豹。以後紗羅又改絲，淺色改為大紅。這一系列改動使造價越來越高，承應愈來愈難。四十三年（1615），改緞、袍緞又動費數十萬。這些費用都是在“毫無額設，撫按與職部（按，指工部）方蒿目而憂無米之炊”的情況下提出的，又是在宦官“朝上請而夕得旨”的情況下被迫令執行的［93］。

為了完成這不時的、巨大的上供織造額，歷代以來不得不從各方面挪移經費。以浙江為例，弘治時，中官織造者請增給兩浙鹽課兩萬引，戶部尚書周經請止，不從。周經再疏請斷其後，但孝宗仍於弘治十一年（1498）五月，下令每年以浙鹽五千引撥給織造局。同年七月，浙江守臣又請給竹木銀鈔稅為織造費，只是在周經以徵關非舊、水大民貧等理由力爭下，才得停止。正德九年（1514），命戶部撥兩浙運司官鹽兩萬引付太監楊等織造，戶、工二部力諫，無效。據《明史·食貨志》載，織造的費用，有直接取給戶、工二部的，甚至有“搜刮庫藏，拘留軍國之需”的。

乙、絲織造中宦官之營私舞弊及其影響

織造太監有敕諭關防，在太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