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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陽縣所產茶葉與鰣魚均為貢品，鎮守太監王堂之流採取時，“民不勝其勞擾”［84］。時任分巡僉事韓邦奇目擊其患，曾寫下《富陽民謠》一首，悲憤地揭露了王堂及其狐群狗黨搜刮富陽人的罪行：

富陽江之魚，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採茶婦，捕漁夫，官府拷掠無完膚。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

魚胡不生別縣，茶胡不生別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

韓邦奇還向武宗上了《蘇民困以保安地方事》一疏，指出“徵科四出，軍民困瘁已極”，建議“今後敢有指稱進貢各色，在各地方需索財物，騷擾為害，應參奏者奏請究治，應拿問者徑自拿問”［85］。但結果，被“參奏”、“究治”的不是宦官王堂之流，而是韓邦奇。王堂“奏公作歌怨謗，阻絕進貢”，韓邦奇遂被逮至京，下錦衣獄，撤去官職［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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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與經濟（11）

不少宦官還借進貢名義，多取船隻，夾帶私貨，牟取暴利。正德十三年（1518），南京尚膳監王敬進鮮過徐州時，就被指揮王良查出船中夾帶有硫磺等違禁物品。而且貢船由宦官督運，沿途恃勢縱橫，強要人夫、財物，凌辱吏民。嘉靖時詩人王磬，曾寫過一首膾炙人口的《朝天子·詠喇叭》：“喇叭，嗩吶，曲兒小，腔兒大；官船來往亂如麻，全仗你抬聲價。軍聽了軍愁，民聽了民怕，那裡去辨甚麼真共假？眼見的吹翻了這家，吹傷了那家，只吹的水淨鵝飛罷！”後來張守中為王磬的詩集《西樓樂府》作序時，曾指出：“喇叭之作，斥閹宦也。”顯然，這首《朝天子》，正是對宦官督運貢品船的暴虐行徑的深刻揭露。

由於上貢嚴重擾害百姓，所以在韓邦奇以外，還遭到其他一些正直官員的抵制。英宗時，蕭山令蘇琳敢於對著皇帝指責歲貢櫻桃是“朝廷以口腹殘民”［87］。文溫州在永嘉時，中使令納當地美梨進貢。為了避免由此而來的禍害，文溫州斷然下令盡砍梨樹。無獨有偶，常熟知縣郭南，也令全部拔去當地所種之良種軟慄，以免“以此殃害常熟之民”［88］。凡此種種，皆足以說明歲辦對生產之破壞是何等強烈。

（4）　織造，礦稅之別名

在採造中，影響最大的專案是織造和燒造。

織造主要包括江南、山西的絲織，陝西的毛織，其中又以江南的絲織為大宗。

明代，紡織業是第一大手工業，其中又以絲織為主。棉織業這時雖已蓬勃興起，但主要是民用，宮廷、官貴以及作為商品出口的仍然是絲織品。所以這時絲織地區雖然由於棉織的興起而相對有所縮小，但生產仍然發展得很快，生產工具有顯著改進，技藝上的難度也越來越高，產品日臻精美，花色品種繁多，僅《博物要覽》上列得出名字的錦、綾，即有紫寶階地錦、紫小滴珠方勝鸞鵲錦等四十三種錦，濤頭水波紋綾、白鷲水紋綾等二十九種綾。產量也大，在外貿商品中佔居首位，而且深受歡迎，開始遠銷到美洲。在江南一些城鎮，紡織業已開始突破依附於農業的家庭手工業的傳統地位。

但是，宦官的監督織造，卻給蓬勃發展中的絲織業帶來了一場災難。它不僅直接限制、摧殘了獨立手工業者的私有制作，還把所得利潤變成了私人的鉅額外快或皇帝內庫的一筆可觀收入，從而轉化成了各種形式的浪費開支，既銷蝕了本來應該用於擴大再生產的基金，因而又從另一個角度限制了生產的發展。

明代各省均有官局織造，重點是南京、蘇州、杭州三地。洪武初，設蘇杭織造，屬地方官督造。永樂年間開始派內使前往監督，弘治末年曾一度革除，以後時遣時革，累計派出的織造宦官是很多的。以蘇州織造局為例，永樂時有奉御蕭月、內官阮禮，洪熙時有太監劉景、羅玉，宣德時有內使陳源、阮個，正統時有太監韋義，天順間有內官來福。成化以後，各朝所遣均為太監。成化時有羅政、陸英、麥秀，弘治時有韓義、梁裕，正德時有龔洪、楊、芮景賢、晁進、孫銳、張玉、浦智、廖宣、梁玉、李彬，嘉靖時有吳勳、張傑聰、耿隆、郭秀、宗偉，隆慶時有李，萬曆時有孫隆，天啟間有李實。如果再加上歷年派往南京、杭州的督織宦官，數字當更可觀。這些織造太監，最初不過是督造上貢緞匹。萬曆中，承運庫太監孫順以歲造羨餘八千兩打動了明神宗朱翊鈞，又力薦兩淮鹽法太監魯保兼管南直隸、浙江等處，從此這些地方的歲造亦歸併內監管理。這種體制上的改變，和從天順四年（1460）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