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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原》和《白虎關》也是這樣，我也是越“成長”，越不滿意它們。那不滿意導致的重寫和修改，也就無休無止了。

《白虎關》後記（2）

從二十五歲寫中篇《大漠祭》開始，到四十五歲長篇《白虎關》定稿，二十年就這樣過去了。這二十年，從表面看來，我只寫了一家農民。其實，它更是我最重要的一段人生歷程，我完成了從文學青年到優秀作家――我自己這樣認可――的昇華。不管我寫的有沒有價值，但至少做到了一點：我奉獻了黃金生命段裡的全部真誠。

一位朋友曾問我，你為啥不寫城市？我回答：因為世上有許多小說高手，他們寫了大量關於城市的經典小說、先鋒小說和時尚小說等。這文壇有我不多，沒我不少。但正因為寫老順們的人少，寫活他們者更了了無幾，我才覺得自己有了寫作的理由。我只能按我心靈的意願而為。否則，我就不寫小說了。我會去放生，去朝聖，去享受靈魂的安寧，或將那安寧傳遞給需要它的人。

老有人問：“《白虎關》比《大漠祭》咋樣？”我總是回答：“不好說。”要是按我以前的性子，我會肯定地說：“當然比《大漠祭》好！”因為在這三部長篇中，《白虎關》用了我最多的生命積累，耗了我最多的心血，投入了我最獨特的生命感悟；但我仍然回答：“不好說。”因為《獵原》的出版，讓我聰明瞭許多。有時，作者喜歡的作品，讀者則不一定認可。像《獵原》，它多次登上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專家排行榜”，還曾排名第一，可人們一提及，還是認為《大漠祭》更好。所以，我不知道《白虎關》能否贏得比《大漠祭》更多的喝彩。

我在《大漠祭》“序”中曾說：讀書如攻城堡，是需要實力的。欲讀真誠的作品，至少也需要投入相應的真誠。從對我的小說的解讀上，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現象：叫好者，多是相對寧靜之人。因為我發表的小說，都是從寧靜中流淌出來的，心靈浮燥者很難深入文字。關於它們，雷達、李星、崔道怡、閻晶明、白燁等先生都有過不同的解讀，其中不乏真知卓見。記得《獵原》完稿時，為避免讀者誤讀，我著意用了個題記：“在心靈的獵原上，你我都是獵物。”但好些人仍“僅僅”將《獵原》當成了環保小說，這如同把《唐吉訶德》讀成了騎士小說一樣。所以，這次人問我：“《白虎關》比《大漠祭》咋樣？”我聰明地回答：“不好說。”

好在我的寫作只為慰藉靈魂，非為贏得喝彩或是招來名利。當然，有喝彩有名利我很高興，沒有它們我也不沮喪。我曾在《我的靈魂依怙》一書中寫道：“我願意在喧鬧之中尋找一份清涼，在迷醉之中保持一份清醒，在庸碌之中體現一種高貴，在大善之前保持一份謙恭和敬畏。因為我知道，承載我思想的肉體很快會消失，無論我多麼虛矯和世俗，都不會改變我終究成為白骨的命運。相較於亙古的大荒，生命的翕忽善逝比閃電還快上萬倍。趁著還能表達自己的思想時，趁著還能做些有益於眾生的實事時，我應該投入全部的身心，奉獻全部的真誠，寧靜專注地做我應做的事。”

要知道，無論你是否願意，那名利和喝彩都會煙霧般遠去的。那怕此刻全人類都在讚美你，但這一茬人類消失時，你仍然會成為另一茬人類的陌生，除非你寫出了能叫下一茬人類也喝彩的東西。所以，問題的關鍵在於：你寫出了啥？

經過了十多年的深入生活之後，我常常成年累月融入寧靜和空靈，心無掛礙，觸目隨緣，行住坐臥，明空如天。讀書寫作之餘，心中也會湧出世上沒有的歌。於是我就唱它，陶醉在一種境界中。這時的唱，啥都不為，只將“我”消融於那善美的旋律之中，快樂無憂，覺醒於當下。當然，那時是想不到喝彩的，更不會算計唱一曲能掙多少錢。這時的“唱”，本身就是目的。

我的寫作亦然。

我老是陶醉在寫作本身的快樂中。當寫作進入酣暢狀態時，身心就嘯卷著能充滿宇宙的空靈和大樂。它幾乎超越了世上所有的享受。這時的寫，本身就是目的。

當然，除了享受寫作的快樂，我也會想些“寫作的理由”之類。我的寫作理由很簡單，概而言之，不過兩種，一是，“當這個世界日漸陷入狹小、貪婪、仇恨、熱惱時，希望文學能為我們的靈魂帶來清涼。”這是我領取“中國作家大紅鷹文學獎”時的發言，雖只有一句話，卻贏得了雷達、莫言等先生的喝彩，可見他們也深有同感。文學應該有一份光明，有一種能使我們的靈魂豁然有悟的智慧，它能使我們遠離愚痴、仇恨、貪婪和狹隘。　。。

《白虎關》後記（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