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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他以此來教導人們：任何時候都要中正和平，不要張狂，任何情況下都要不丟本色，也就是務必不驕不躁，務必謙虛謹慎。如果理解成象喪家犬那樣，垂頭喪氣、把尾巴藏在屁股底下做人，可就大錯特錯了。

做人要低調一點，尤其是說話，應該儘量婉轉一些，客氣一些，給人一種誠懇的態度，最好不要趾高氣昂，那樣會讓人望而生畏。試想，如果別人話都不想跟你講，你又怎麼可能跟別人搞好關係呢？

性格太直爽，說話有時候太直接了，會讓人難以接受。很多時候，就算你的觀點是對的，但是說話的方式不對，也有可能會引起別人的反感的。人都是感情動物，創傷了別人的感情，別人自然會覺得不舒服的。同樣的話，換一種說話的口氣，換一種態度，也許會有截然不同的效果。

彭德懷同志由於說話過於直率，結果讓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盡屈辱。雖然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應貴在坦誠、直率。但是，他不只是直率，而且也有些草率。

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寫信給毛澤東，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問題提出批評，結果遭錯誤批判，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被錯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首領，免去國防部長職務，為後來的含冤受辱埋下了種子。

真的英雄不是鹵莽行事。彭德懷提意見是大丈夫行為，但是選擇了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地點提出激烈的意見而導致他不順利的前程。

因此，我們就很有必要學習如何透過藝術和巧妙的方式，把真話說出來，讓對方樂意接受，樂意改正。而且，幾乎所有時候，政治上是沒有“直率”空間的，不懂得處事藝術，莽撞行事就會很危險。即便你對人無敵意，也要注意對方的身份，找準時機，才能提意見。把真話放在特定的語境中，真話也可以起誤導作用，所以彭德懷確實直率得有點沒有智慧。他是直率的，他是坦白的，他的用心是好的，但結果是什麼呢，不但沒有糾正別人的錯誤，就連自己也受到牽連。

其實，會有一種更好更明智的方法來解決問題的，僅僅用意好是不行的，還需採取一種合理可行的方法來做，這樣對雙方都好。直率是應該分場合的，人都是要自尊要面子的。如果有一個人當眾指出了你的缺點，我真的不相信你會不生氣。

借用一句很俗氣的話：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這樣我們的生活必然會少很多煩惱。

魯迅先生在其短文《立論》裡敘述了一家人生了一個男孩，滿月時，抱出來給客人看。該人家自然是想得到一點好兆頭，一個人說“這孩子將來要發財的，”於是他得到一番感謝；一個說“這孩子將來是要做官的，”於是他收回幾句恭維；還有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死的，”於是他得到大家一頓合力的痛打。

又如某人請三人吃飯，來了兩人，某人說：“該來的還不來”，其中一人生氣離去，某人又說：“不該走的走了”，剩下那人也只好尷尬離去。這都說明，即使是一般的說話也不是隨便亂說就可以的。古人說：“逢人減壽，見物添錢”，這雖說有些圓滑，但也說明說話要掌握聽話人的心理，做到語言得體。

關於說話，關於做人，關於做事，每個人都會有一個既定的方式，我們平時的為人處事也都是按照我們自己的方式去做的，至於這種方式是否恰當，大概很少有人反思過。

周恩來的含蓄幽默

周恩來的外交語言是出了名的含蓄、幽默而有智慧，不卑不亢。從他所取得的成績來看，他確實是機敏過人的一代外交大師。

周恩來外交大師的角色絕對是不可替代的。在訪問蘇聯期間，他曾用漢語祝酒而導致當地領導人的質問：“周，你為什麼不用俄語祝酒呢？你的俄語很好嘛！”他立即反應：“那麼我們歡迎你來時以漢語祝酒。”當對方抱怨漢語難學時他回敬：“下午你來使館，我們很樂意教會你！”這又一次表現出新中國的自主獨立。

一位西方領導人問：“請問總理先生，你們中國人怎麼管公路叫馬路呢？”

周總理回答：“因為我們走的是一條馬列主義道路嘛！”

在建國之初，有一個外國記者當面問：“尊敬的周恩來先生，貴國現在一直在大力掃除舊社會的殘渣陋習，那我冒昧地問一個問題，貴國有妓女嗎？”當時所有的人都對這個尖刻的問題為周總理捏一把汗，周總理笑了笑，說：“有，在臺灣！”頓時響起滿堂的掌聲。

在某次新聞釋出會上，一位外國記者很鄙視中國，曾經仗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