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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參政。

蔣說：“以前我們沒有在意，今年較為普遍地出現，我們就必須有態度了。我們請示了市委，最後一致認為不是賄選，所以，我們持兩不態度：不提倡，不反對。”

中國社會科學院著名農村問題專家黨國英說，發達地區部分農村的經濟社會結構發生較大變化，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開放性社會。這些地區的鄉村居民對民主政治有強烈需求。

據悉，經濟能人在競選村官中戰勝道德權威的例子在中國的一些鄉村隨處可見。

新富參政是必然趨勢

“老闆參政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義烏市民政局副局長蔣守訓反覆強調他的這個認識。

他說，新富參政的目的無非是為人一生，留個好名聲，過過村官癮，讓家鄉熱土變變樣。比較而言，透過當村官撈一把的人很少。

在他個人看來，有一定經濟實力的人站出來競選村官，至少應當看到這些老闆有能力的一面，讓村裡的“能人”經依法選舉成為“領頭羊”，只要選舉程式合法，且他們在當選後能把自己的事業和集體的事業結合在一起，應當不失為一種“雙贏”的思路。

一些學者認為，鄉村新富階層渴望參與民主政治，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

事實上，中國在1978年以後又開始了一場新的鄉村社會動員運動。這場運動的經濟內涵是農業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推廣，而政治內涵則是鄉村民主自治選舉的實行。

在中國鄉村民主自治制度推行以前，鄉村領導人的合法性是透過上一級政府的任命而確立的。在社會轉型時期，這種合法性獲得方式已經過時，社會產生了對民主政治的需求。

黨國英說，鄉村社會新崛起的富人階層對民主政治的需求最強烈。原因有二：

一是他們所擁有的資源和能力使他們有可能過問政治；

二是他們所從事的市場活動需要穩定的政治規則來降低不確定性，以保證投資獲利的穩定預期，而民主政治是最可以降低不確定性的制度。

有官方背景的學者進一步論述道，讓鄉村新富階層走上政治前臺，不僅有利於農村增收現實，而且有利於改善幹群關係，有利於社會穩定。理由是：他們是農村社會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農村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人力資源。

當“新貴”為“政”不仁

然而，對經濟人而言，“無利不起早”是個永恆的定律。既然新貴參政一般都有政治和經濟上的雙重考量，那麼如何保證有著經濟人本性的“新貴”執政後不濫用政令，不搞權錢交易，不損公肥私？

瑞安是溫州一個發達的縣級市，全市村集體資產超過100萬元的村數以百計，有的村光銀行存款就達幾千萬元。村民反映一些村幹部在財務管理、工程發包、土地轉讓等方面的問題，成了瑞安市的信訪“熱點”。

據瑞安市紀委有關負責人介紹，事實上，有不少“村官”在村務管理、決策中存在明顯的故意過錯行為，給村集體造成很大損失，卻沒有受到任何處理。箇中原因，主要是村委會不是政府部門，行政監察用不上；如果村幹部不是黨員，那麼黨紀監督也對其行不通；由於沒有證據證明其有收受賄賂、非法佔有集體資產、貪汙的犯罪行為，也難以適用刑事處罰。

在“冷酷”的現實面前，當新富階層表現出強烈的參政願望時，擔心他們“執政”後“為政不仁”的顧慮，就在情理之中了。

“富人政治偶爾會出現一些不良現象，”著名學者黨國英，較早研究鄉村新富階層政治訴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在研究論文中說，“這是實行民主政治之初的正常現象，並不奇怪。如果政策調整得當，鄉村富人階層可以成為推進鄉村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

怎樣的“政策”才能“調整得當”？

研究者認為，瑞安市“村幹部過錯行為民事賠償制度”這樣的“政策”就比較“得當”。起碼，瑞安農村的民眾是歡迎的。

在首個試點村安陽鎮北隅村，新當選的村委會副主任劉德龍說，他們籤《協議書》時，“在場的村民都鼓掌了”。談起對“協議村官”的看法，有的村民反問記者：“如果村幹部沒有私心雜念，他為什麼不敢承諾呢？為什麼不敢籤協議呢？”

“協議村官”：當新富為政不仁（4）

北隅村試點的訊息很快傳開。隨後，包括鄰近縣市在內的許多村，紛紛派人前來取經，有的要求鄉鎮政府幫助他們儘快建立這項制度。

根據這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