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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古代軍事典籍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吳起治軍嚴於己而寬於人，與士卒同甘共苦，因而軍士皆能效死從命。魏文侯曾經問大臣李悝：“吳起為人如何？”李悝回答：“吳起貪榮名而好色，但是，大司馬田穰苴用兵也不能超過他。”於是魏文侯就任命吳起為將軍，率軍攻打秦國，攻克了5座城邑。

魏文侯因吳起善於用兵，廉潔而公平，能得到士卒的擁護，任命他為西河（今陝合陽一帶）的守將，抗拒秦國和韓國。周威烈王十七年（公元前409年），吳起率兵攻取秦河西地區的臨晉（今陝西大荔東）、元裡（今陝西澄城南），並增修此二城。次年，攻秦至鄭（今陝西華縣），築洛陰（今陝西大荔南）、合陽（今陝西合陽東南），盡佔秦之河西地（今黃河與北洛河南段間地）（參見魏攻秦河西之戰），置西河郡，任西河郡守。這一時期他“曾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特別是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的陰晉之戰，吳起以5萬魏軍擊敗了10倍於己的秦軍，成為我國戰爭史上以少勝多的著名戰役，也使魏國成為了戰國初期強大的諸侯國。

吳起鎮守西河期間；強調兵不在多而在“治”，首創考選“武卒”之法：凡能身著全副甲冑，執12石之弩（12石指弩的拉力；一石約今30公斤），揹負矢50個，荷戈帶劍，攜3日口糧，在半日內跑完百里者，即可入選成為“武卒”，免除其全家的徭賦和田宅租稅，並對“武卒”嚴格訓練，使之成為魏國的精勁之師。吳起治軍，主張嚴刑明賞、教戒為先，認為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之軍亦無益，曾斬一未奉令即進擊敵軍的勇士以明法。

魏文侯死後，吳起繼續效力於他的兒子魏武侯。武侯曾與吳起一起乘船順西河而下，船到中流，武侯說：“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他說：“國家最寶貴的是君主的德行，而不在於地形的險要。從前三苗氏左邊有洞庭湖（今湖南洞庭湖），右邊有彭蠡湖（今江西鄱陽湖），但不講求德義，大禹把它消滅了；夏桀所處的地方，左邊有黃河和濟水，右邊有泰華山，伊闕（又名龍門山，在今河南洛陽市南）在南，羊腸（在今山西晉陽縣西北）在北，但他施政不講仁愛，商湯將他流放了；殷紂王的國家東面有孟門（古隘道名，在今河南輝縣西），西面有太行山，常山（即恆山，在今山西渾源縣東）在北面，黃河從南面流過，地勢也無比險要，但他施政不講道德，周武王把他殺了。由此看來，治理國家在於君主的德行，而不在於地形的險要。如果君主不講德行，就是一條船中的人也會成為敵國的人。”武侯說：“你說得很對。”

吳起在政治、指導戰爭諸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並將其深化為軍事理論。其中，《治兵》、《論將》和《勵士》3篇主要闡述了他的治軍思想。他認為，軍隊能否打勝仗，不完全取決於數量上的優勢，重要的是軍隊的質量。質量高的標準是：要有能幹的將領，要有經過嚴格訓練的兵士，要有統一的號令，要有嚴明的賞罰。他重視將帥的作用，尤其重視將帥的謀略，強調好的將帥應有優良的品質和作風；他重視透過日常訓練來提高士卒的實際作戰能力，強調賞功以勵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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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把事情做對”為“做對的事情”的觀念（1）

無論是企業老闆、管理人員，還是普通員工，大凡做事都有兩種境界：一種是做對的事情，一種是把事情做對。在企業經營的實戰中，只有具備“做對的事情”的觀念，才能把自己造就成穩操勝券的“常勝將軍”。能否成為“常勝將軍”，取決於一個指揮者的前瞻能力和決策能力，以及二者的完美結合。這要求他對市場不僅要看得見、看得起、看得懂，而且要看得透，看得出市場發展規律，看得出所經營企業的發展“運程”。這樣的話，他總是“做對的事情”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30多年前提出的“做對的事情而不是把事情做對”這一觀點，被稱為管理思想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做對的事情”，就是要把握方向，清晰利弊，在做事之前一定要仔細考慮，進行分析判別，著眼於長遠，講求實際效果，理清來龍去脈，找出關鍵點。而“正確地做事情”則將關注重點從方向引向了過程，強調做事情“正確”，是強調做事情的方法要正確，要符合原則和要求。

在我國古代兵書中，早已有“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說，這裡的“運籌帷幄”就是今天說的“戰略規劃”。戰略規劃就像戰爭中的戰略部署一樣，在開戰之前，基本上已經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