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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團伙別無二致。大盛魁不僅實力雄厚，而且精誠團結，富有智慧，二百年來縱橫於以歸化為中心的各種商道。無奈是到了大掌櫃王廷相、總賬房酈先生這一代“大盛魁”，大清帝國已到了末世的同治光緒時代，雄才大略的文武大臣況且如此，何談風雨飄搖中的民間商賈？實際上，大掌櫃們雖則勘勉吃苦、孜孜不倦，雖則運籌帷幄而決戰千里之外，但如履薄冰的狀態才是這些“新舊交替”時期的商賈們的真實寫照。大盛魁是從舊社會的土壤上生長起來的怪胎；它具有先進的印記，也無可避免地攜帶著落後的成分，乃至與生俱來的“先天不足”。它只是前行在舊的道路上，並竭盡全力與泥濘的坎坷作著最後的搏鬥：幾代人的苦心經營眼看就要毀滅——然而，無論怎樣地力挽狂瀾，也抵擋不住因國力衰敗而導致的外患內憂，更無奈於作為國勢或國情而沿襲了千百年的“重農輕商”局面。這一切具有命中註定的意味：不論本事大小，誰也改變不了歷史的態勢。大盛魁面對的矛盾衝突，深刻地構成了近代中國社會的縮影，或者說，小說所描寫的是大盛魁的商務活動，雖是掌櫃們的柳暗花明或機關算盡，但它卻以極為生動恢弘的形象過程，為近代社會的不可救藥或最終覆滅作了一個鮮明有力的註解。不僅僅是“乾坤逆轉，世道驟交”，而且是“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大盛魁遭遇的局勢，偶然之中深深地潛藏著“落日之戰”的必然。讀者可以感受到，大盛魁的圖存經略之所以艱難曲折坎坷，原因就在於他們所面臨的挑戰，不僅具有複雜多元的性質，而且每一種力量都可能置他們於死地。首先是來自強大的外族商人（或兼政客身份的商人）的滲透與擠壓。一方面是朝廷的“重農輕商”，一方面是在政府支援下的“政商合一”，以商務為政治手段；一方面是閉關自守、日益衰落，一方面是野心勃勃、伺機擴張（所謂要建“黃俄羅斯”）。於是，包括謝爾蓋、伊萬、康達科夫在內的沙俄商賈（或政客），也就自恃國強而長驅直入、為所欲為。可大盛魁則只能時時提防著來自各個方面的各種打擊或暗算。在這裡，很容易讓人想起一句窮邦自慰之言，那就是“弱國無外交”。其實，何止是“外交”？即使是商務交道，也不可能是平等公正的。當然，因了大盛魁是民間商務集團的緣故，也就有了既抗爭又籠絡的雙重性，甚至是某種相互勾結的“沆瀣一氣”，譬如大掌櫃與海康達科夫所實施的那樁走私大買賣。順便說一句，這筆走私生意之所以歷盡驚險，差一點兒禍及大盛魁的根基，表面的原因似乎在官府，可暗中的導火索卻在“圈內反對派”的作梗（告密）。不過，鑑於大盛魁與官府、與朝廷內線的密切關係，“走私案”終於化險為夷。

在這部小說中，“走私案”所觸發的各種糾葛，僅僅是一種總爆發——其中透露的矛盾，在這總爆發之前或之後就一直髮生著或依然延續著。我們不難看到，唯利是圖的財東（史耀、史靖仁）與窺伺大掌櫃交椅的祁掌櫃是如何狼狽為奸、如何陰謀顛覆大盛魁總號的；同時也看到，總號的掌櫃核心是如何利用矛盾、抓住時機而各個擊破的。至於小說中的關於大盛魁與官府（或朝廷將軍）的奇異關係的描寫，更是極為獨特精妙的一筆。其中的描寫不無荒唐的色彩，甚至充滿了對迂腐官吏的嘲弄，但又是接近歷史的——不僅為腐敗無能的政治作出了生動形象的詮釋，也為“商”與“官”的相互勾結或相互利用，亮出了一道富有現實感的精彩風景。雖說官府朝廷因根深蒂固的“重農輕商”而不可救藥，況且岌岌可危的統治者們也無力顧及諸如大盛魁之類的民間商賈的利益，但“唯利是圖”卻是末世官吏們的本能，而且顯得更貪婪——大盛魁別無更高超的伎倆，除了處心積慮、吃苦耐勞，便是“戰無不勝”的錢財籠絡了。那是一個無法無天的時代，也是一個任憑心計與勇氣即可橫行天下的時代。因了錢財的籠絡，大盛魁可以使“道臺”乃至“將軍”甘心情願地為之勞神操心，為之“辦實事”，且做到“俠膽義肝表裡如一”。這是時代的悲哀，卻是大盛魁的幸運。末世之風中的大盛魁之所以仍能維護不潰的傲態，其原因也只能是佔盡了這種可悲哀的過去。當然，此間的狀態也僅僅是維護而已，因為坍塌業已成為一種“大勢”。何謂“勢”？力也，流動之氣也。若以一“大”字冠之，那就更是無可逆轉了。顯然，這就是《大盛魁商號》以小說方式講述的歷史，而今天的中國人則與這一截歷史存有臍帶般的血脈關係，至少可以說，它曾是我們的搖籃——那是發育商業文明的搖籃，那是浸透先人血淚的搖籃，那是沉積生命過程及人性呼號的搖籃……我想，最忘卻不了的是人。大掌櫃、酈先生、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