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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凌辱的時代，也是一個政治極端腐敗的時代，一個面臨滅頂之災、可又迴天無力的時代。從鴉片戰爭開始，災難一直追逐著整個民族的旅程。即使如小說中的“大盛魁”這樣的商務集團，實力雄厚且又傾心盡力地苦苦掙扎，也很難擺脫災難的籠罩。就如大盛魁大掌櫃王廷相所言：“朝廷是挺不住的，總有頂不住的。”而大盛魁城櫃總賬房酈先生也稱：“頹勢難以扭轉。”這便是一個時代的命運。無可抵抗，誰也挽救不了它的沒落和最終滅亡。作為“勢”，也作為一個民族的生存狀態的體現，小說的描寫——無論是故事情節還是人物刻畫及命運的可能性（或悲劇性），應該說都是相當出色的。特別是這裡所說的“勢”，即使是“頹勢”或“敗勢”也顯現出一種藝術傳達上的風捲殘雲般的大氣磅礴，一種只有悲劇史詩才可能泛顯的，但又被塗上了傳統文化色彩的失敗者的慷慨或長嘆……

命定的傾覆（2）

小說的這種“勢”，其實在《序幕》中已經獲得了獷悍、暴烈、飽滿可又十分沉重、寂寥、神秘的傳達：一支龐大的駝隊，曾經是那樣嚴整、肅穆，那樣浩浩蕩蕩、氣度非凡，可在跋涉了莽莽蒼蒼的亙古荒原之後，卻被哈喇沁峽谷活生生地掩埋了，沒留下一點兒痕跡。恐怖的災難是突發的，然而在這名副其實的“滅頂之災”中，卻包含著必然的、由小到大的積聚過程——“駝隊”的命運是如此，一個社會的崩潰覆滅難道不是如此嗎？“領房”的精神是無畏的，經驗是豐富的，祈禱是虔誠的，而商旗獵獵的“駝”在“蒙古高原”上也是無與倫比的，那逶迤而行的十幾里長的陣容，呈示著它的威嚴、它的聲勢浩大，可最終還是消失了，消失得無影無蹤，消失得似乎什麼都不曾發生……作為象徵或作為“勢”的隱喻形態，《序幕》中哈喇沁峽谷的災難，構成了這部長篇小說極為簡潔的題旨表述或極為精彩的寓意傳達。我想，《大盛魁商號》所企圖實現的思情也罷，民族命運也罷，社會前景也罷，人的生存狀態也罷，被稱為“文化”的那些東西也罷，或者是“人的過程”也罷，大都可以在哈拉沁峽谷的恐怖或災難的序中，尋找到相應的基因般的潰痕。

當然，可能體現小說的“勢”的敘述特點，還在於描寫過程中的那種遼闊的時空縱橫。尤其是廣袤的空間與終究渺小的“駝隊”與苦爭苦鬥的各式人等所形成的強烈反差，更加促進了“勢”的生成——無論是敘述的“氣勢”，還是人的狀態或過程的“頹勢”。小說以塞外的歸化為中心，輻射所及包括了烏里雅蘇臺、沙王領地、庫倫、恰克圖、山西祁縣等。而筆觸所涉，有鄉村，有市井，有官府衙門，有禮儀宴邀；有浩瀚的沙海，有無際的戈壁，有蒼茫的草原，也有寂寥的駝場……如此廣闊遼遠的空間，隨著故事情節的跳躍與推進，很自然地拓開讀者的視野及想象力。於是，那種多種意義上的“勢”的綜合印象，也就成為一種難得而又必然的小說效果（最直接的閱讀感受）。

可話說回來，無論是“勢”，還是小說的題旨寓意，或者是描寫的獨特性，最終可倚仗的仍然是小說的故事，仍然是其中的人的狀態或人的過程——作為富有相當容量及規模的長篇小說，是無法藐視或疏離這些主幹性因素的。儘管我們可以說：敘述就是一切，但敘述是有秩序的，或是由想象確認之後才開始的，而“一切”之中所包含的，不就是故事或故事中的人麼？若論《大盛魁商號》中的人物，被刻畫得最具力度或最富容量及寓意張力的，自然是首推大盛魁大掌櫃王廷相——以大掌櫃為中心，組合成一個堅固而充滿了封建幫會色彩的系列人物群體，如酈先生、祁掌櫃、古海、海仲臣等（其實還應該包括財東史耀及其兒子史靖仁等）。這部小說的全部意義，就是經由這個人物群體的有層次的描寫方法得以實現的，或者說，作品的題旨（《序幕》的象徵或隱喻），就是圍繞著大盛魁的生死存亡，以及由此而滋生的各式各樣的矛盾衝突才逐步趨於完成的。我們暫且不論小說中的人物，特別是大盛魁的一些核心人物或重要人物都是一些怎樣的人，譬如說，他們各個具有怎樣的精神世界與性格特點，就說作為龐大商務集團的大盛魁在故事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及不得不經受的“嚴峻考驗”，也足以使作品傳達出一種思情輻射的渾厚悠遠之感，甚至蒸騰起一種讓人想起歷史、想起現實、想起我們這個民族百年蹣跚的沉重或苦痛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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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定的傾覆（3）

大盛魁是一個民間商務集團，從財東到掌櫃都是清一色的山西人，除了精於算計或氣度不凡之外，與組織嚴密、規範嚴苛的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