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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農張奐接到詔令，讓他遷任太常。這是個位高事閒的官職，掌管朝廷的禮儀與祭祀。謝弼，則被外遷至江淮一帶的廣陵府，擔任地方行政副長官。接到調令後，謝郎中就感到不妙，廣陵府屬東郡管轄，而郡守曹紹，正是曹節的侄子。

幾個月後，謝弼在廣陵府任上被捕，死於郡獄。

張奐仍在努力，他聯絡了尚書劉猛、習韙、衛良等人，鄭重地向天子上疏，要求朝廷准許王暢、李膺二人進入中樞，在太尉、司徒、司空這三公中充任二職。沒過幾天，他的府第就被中黃門包圍了，為首的中官對他宣讀了聖旨，指責他擾亂朝綱，構黨營私。

這回，張奐的心涼透了。不知怎地，他開始自嘲起來，絕望使他大徹大悟，一反常態。他沒有作任何辯解，接詔之後，馬上脫去朝服，免冠跣足，來到北寺獄自首認罪。

過了幾天，張奐回到府中，吩咐緊閉府門，重新佈置起自己的書齋。他又研讀起《尚書》來了。他有上千名學生，心情平靜的時候，也上一上課。

風波暫時平息，朝廷扣除張奐三個月的薪水，以示懲罰。

張奐和謝弼的碰壁，在於他們的封事中提到了李膺和王暢。這兩個人的名字，勾起了宦官們自先帝朝就已落下的心病。仇恨和積怨，讓他們感到渾身痛癢不堪。曹節和王甫等中官都認為，趁著大將軍陣營剛剛受到重創的機會，根治這塊心病。

李膺和王暢，是孝桓皇帝朝的黨人。

黨人的話題，得從先帝朝講起。

本朝自高皇帝開基以來，沿承秦帝國創制的中央與地方郡縣兩級行政制度，一改周代的貴族分封和世襲制度。帝國選拔官吏的根本準則，不再依靠貴族的宗法血緣，而是受過教育的民眾——士人。和秦始皇不同的是，本朝列祖列宗所用計程車人，不是學申、韓法家之術的獄吏，而是自幼習誦五經的經生。因為本朝的列祖列宗接受了始皇帝的教訓，不再把單純的法律作為治理帝國的主要手段，而是推崇自周文王、周公直到孔夫子構建和傳授下來的一套道德文化的理想。本朝的理想是德治而非法治，儘管帝國的法律也很強大。起用這些經生的方法，是察舉和徵辟，也就是將地方官員考察推薦與朝廷調查徵召的手法結合起來。中央和地方雙向試用的官吏，來自許多名目：比如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孝廉、至孝、有道、敦厚質直、仁賢、茂才，試五經博士弟子、太學生，試明經、耆儒、童子，試尚書、將帥等等。從這些名目可見，本朝用人的標準，是士人的德行和經術。當他這兩方面的修養已形成了一定的社會聲譽，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士大夫行列的候選人，一般把他們叫作名士。從原則上講，即便是帝國皇室成員，如果他不甘於僅僅做一個享受生活的侯王，而想獻身政治，也必須走這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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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漢朝》第二章　大放逐（3）

老實說，本朝的久長，在於列祖列宗一直堅持著這一制度。

不過，一個人的名聲，恐怕不僅僅靠自己的德行和經術，還來自於他的交往。有條件計程車人，往往年輕時就去京師遊學，或入太學跟從博士學習，結交中央的名人和士大夫，同學之間也形成了群體。地方的名士和地方有清望的官僚之間，往往也有著師生或朋友的關係。他們在一起，激勵品德，研討經術，議論政治。

像任何崇高的理想都與庸俗的現實相依為命一樣，本朝仕途的道德標準也攜帶著功利的目的。因為熱衷於仕途計程車大夫們不僅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還要為自己，為妻小，為宗族，為親黨謀福利，謀權勢。於是察舉徵辟之中，就有了複雜的文章，直至成了赤裸裸的貿易活動。孝和皇帝以降，帝國的察舉銓選，多為外戚、宦官交替把持，朝政昏暗，士風日下，忠正之士被廢，虛詐阿諛之徒登堂。不能說，外戚和宦官以及依附於他們計程車大夫們，故意要把帝國的制度搞垮，但他們總是將權力看成是聚斂財富的手段。這種權力經濟觀，勢必給本朝的政治乃至經濟帶來嚴重的惡果。命運總是將才華加上清貧交給前者，而將平庸加上財富交給後者。孝桓皇帝朝，京師就傳著一首民謠：

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至少在孝順皇帝朝，士大夫們已有清流與濁流的區分。當時的地方吏治和政治風氣已腐敗不堪，因而政府監察部門不得不於漢安元年（142），選派八位御史，到各地巡察。武陽人張綱，作為其中最年輕的一位，卻將這種走過場的巡察看得最透。他的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