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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比他們的“多播一些”。接著，是一連串的“不”：所有活動的新聞報道一律由新華社統一發稿，各單位不得自行發稿；文藝節目不能停播，可以少一些，只是在1月15日開追悼會那天停止播出文藝節目；不採訪、不組織、不播出群眾性的紀念活動和紀念文章；各機關、單位、工廠、學校等，一概不許設靈堂、開追悼會，不許佩戴黑紗、白花，不許上街、去天安門廣場舉行悼念活動等等。一位全國各族人民衷心愛戴、在國際上享有盛名的大國總理的治喪報道，僅此而已。

聽了這種安排，大家迷惑不解，為什麼規格如此低？禁令如此多？中央電臺當時提出，這樣做節目不好安排，全天播音不協調，與悼念氣氛不協調，群眾也不能接受，要求停播文藝節目，要求派記者採訪並播出群眾的弔唁和紀念活動，要求轉播追悼大會實況。種種要求，均未被採納。我們不明白，為什麼非要做出這樣的安排？為什麼這樣對待人民愛戴的總理？為什麼偏要與人民唱反調、對著幹呢？後來，看到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吳德在《1976年###的經過》一文中回憶說：“‘四人幫’憑藉著他們當時掌握的權力，無視人民群眾的意志，翫忽人民群眾的感情，要治喪委員會發出一個通知，要求不準設靈堂，不準戴黑紗，不準送花圈。這幾個異乎尋常的不準，竭力縮小悼念周總理的規模，貶低周總理的功績，自然要激起人民群眾的反抗。”

播出訃告 震驚中外

1月8日夜10時，中央電臺接到了正式定稿的“訃告”，便立即組織錄音，由播音員方明播音。9日凌晨2點局領導審聽後，又重新錄音，原因是基調低沉、悲痛，未能體現中央“化悲痛為力量”的精神，要提高播音基調。後來，方明激憤地說：“你們不悲痛，還不讓我們悲痛嗎？你們那個化悲痛為力量的支點我找不著！”

從周總理8日上午逝世一直到深夜，訃告的播出時間還沒有定下來，直到夜12點鄧崗開會回來後，才確定為9日凌晨5點30分播出，中央電臺考慮時間太晚，建議提前播出，最後定在9日第一套節目4點開始播音後播出。當時考慮到開始播音時播出《東方紅》樂曲，緊接著播出訃告氣氛不協調，中間插播了當天的節目預告，作為間隔過渡，在預告之後播出訃告。熟悉廣播的人都知道，不管如何安排，深夜和凌晨都是廣播最差的播出時間，人們在熟睡之中，收聽的人很少，大大減弱了首播收聽的效果。後來有人問我：“你們為什麼安排在這樣的時間播出？”

9日晨4點12分，中央電臺向全國、全世界首次播出了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關於周恩來總理逝世的訃告，播出了哀樂和周恩來同志治喪委員會名單。播出後，有些聽眾打來電話，他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懷疑是不是錯覺？但連續播出後，這一極其沉痛的訊息如同驚雷，把許多人從睡夢中驚醒，很快傳開來，中央電臺接連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電話，全國人民痛哭失去了衷心愛戴的總理。外電紛紛報道，幾大通訊社發出緊急通知，讓他們駐北京和一些大國的分社，立即蒐集、採訪、發出對周總理逝世的反應和反響。

群情激憤 質疑中央電臺

訃告播出之後，按照治喪規定，訃告的播出次數不能多安排，中間只好安排了專題節目，有的節目中又誤播了中間的間奏樂，這立即遭到來自各方面聽眾的強烈反對和義正詞嚴的譴責。首先打來電話的是人民大會堂的工作人員。我把電話所言記錄於下：

我們是在總理身邊工作的人員，你們為什麼不連續播訃告？！別的節目我們不願聽，不要聽！為什麼還要放音樂！我們是流著眼淚聽的，你們是什麼感情？！　txt小說上傳分享

周恩來總理逝世，“四人幫”壓制治喪報道（3）

北京飯店的工作人員也打來同樣內容的電話。許多聽眾紛紛來電話質問：“你們對總理是什麼態度，什麼感情，什麼立場！”“我們提出強烈抗議！查一查電臺有沒有‘五一六’分子！”中央電臺駐廣東記者站的同志還代表廣東人民來電話嚴厲質問自己的電臺。電臺內部的工作人員也強烈不滿。這種種反應在臺內引起了強烈共鳴！

在廣大聽眾和全國人民的譴責和督促下，中央電臺下了決心：多播出訃告、哀樂，全部停播文藝節目。這樣訃告、哀樂的播出大大突破了“多播一些”的規定（董老逝世時播出訃告共15次），中央電臺兩套節目一天中共播出了38次，其中有一次是供各地抄收的記錄新聞。

“文革”中的廣播宣傳出現過許多怪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