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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事故發生後的情況，那麼事故是怎麼發生的呢？

事故發生的情節複雜、頭緒多，而原因卻非常簡單。歷史上有許多複雜的問題，一旦弄清楚，原因常常是很簡單的。

在播完第二遍《告各族人民書》時，姚文元提出“哀樂太長了，要用短一些”，局總編室要把6分鐘的哀樂改為3分多鐘，而且要馬上改。這些是釀成後來差錯的起因。

當時正忙於《公告》的錄音、製作，第三遍播出又即將開始，要改哀樂哪裡來得及！我提出等播出進入正常、穩定下來後再改。但命令如山，有一位部主任自作主張主動地派人去取哀樂。開始已明確規定，為防止用錯哀樂，將所有過去用過的膠帶一律封存，現用哀樂必須重新複製。過去已有過多次的教訓，用錯膠帶是最容易出差錯的環節。誰知歷史在重演，事急中陰錯陽差，他們輾轉又從過去的哀樂膠帶中拿了一盤，巧中巧，這盤錄音帶又正是周總理逝世時用過的；巧中巧，這盤錄音帶又多處違背了安全播音的規定，埋藏下多處隱患。這是事故之所以發生的關鍵所在。今天說起來是這麼明白、簡單、輕鬆，弄清這個問題卻用了幾年的時間。這種隱患能成為事實，卻又是違背了一系列安全播音的規定、闖過許多關口而造成的惡果。

第一，周總理逝世時，先廣播訃告，然後播3分35秒的哀樂，再往後播治喪委員會名單。按照安全播音規定，哀樂是單獨一盤膠帶，不允許在其前後錄其他內容。而當時負責錄音的同志，圖一時方便，把下面將要播出的治喪委員會名單的頭子錄在了哀樂後頭。這樣做違反了規定。如果在緊急情況下這麼做了，用後銷掉還有情可原，但他沒有這樣做。

第二，按照規定，錄音完了以後，每盤錄音帶要填“卡”，記明開頭、結尾用語和時間，讓用者一目瞭然。而這盤錄音帶卻沒有填記錄卡，只在膠帶盒上寫明“哀樂3分35秒”。又違反了操作規定，給人以“只有哀樂”的錯覺。

第三，按照規定，每盤膠帶錄音後，在最後一句話後卡上紙條，傳音員放到紙條為止，提前停放或過了紙條停放，都是傳音員的責任。而這盤膠帶的紙條不是卡在哀樂之後，是卡在了“名單”之後。

第四，對這盤錄音帶的審查是嚴格而慎重的，拿到膠帶後由專人分別進行了三次審查，都認為“哀樂可用”，“只是速度慢了點”。但是三次審聽，都只聽到放完哀樂為止，誰也沒有聽到紙條為止，而開了“可用”的綠燈。三次都違背審聽規定。

第五，當錄音帶上了機器，開始播放時，在場的許多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思考由於縮短哀樂會不會出現空播上。放完哀樂，突然出來“現在廣播周恩來同志治喪委員會……”時，因未到卡紙條處，傳音員不敢自行停機。在場的人驚呆了，沒反應過來。當傳音員清醒過來，急忙按住轉動的錄音帶時，只差“名單”兩個字未播出去。

這就是事故發生的全過程。發生事故的原因是一個又一個的錯，錯，錯！責任心不強，違背了種種安全播音的規章制度，才使幾個月以前的差錯闖過了五關而釀成事實！在中央電臺的歷史上，有不少差錯都是發生在“想當然”和“僥倖”的疏忽之間，主要是缺乏責任心和不執行規章制度所造成的，為此不知付出過多少沉痛的代價！

事故發生時，因為責任重大和那時的政治氣氛，中間環節又多，當事人不敢承認。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事後也並沒有認真調查。直到事過三年以後的1979年底，在清查與“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時，政治氣氛已起了變化，比較寬鬆，才把事故的原因、過程和責任人調查清楚，給我做了結論，把我解脫出來。

今天談這個問題，早已不是在分清事故的責任，而是在瞭解那一段歷史。這是中央電臺在那一特定情況下發生的事故，但不同的人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引發出值得汲取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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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總理逝世，“四人幫”壓制治喪報道（1）

播音員方明激憤地說：“你們不悲痛，還不讓我們悲痛嗎？你們那個化悲痛為力量的支點我找不著！”有一組歌曲的播出正是送周總理遺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