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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下午2點30分，廣播局包括中央電臺的領導和代表，到北京醫院向周總理的遺體告別。這天，天空陰沉，格外冷，飄著雪花，天若有情天亦悲。我們戴著黑紗、白花，在揪心的葬禮進行曲中，隨著長長的隊伍垂首緩緩行進，思緒萬千，感慨萬千！

周總理的遺體安放在北京醫院一間不大的太平間裡，四周擺放著花圈、輓聯，透著幾分悽楚。中間最醒目的是鄧穎超大姐敬獻的用鮮花編織的花圈，上面寫著：“悼念恩來戰友——小超哀輓。”周總理的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在肅立守靈。人民衷心愛戴的周總理靜臥在萬花叢中，身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他好像在日理萬機之後，剛剛躺下來小憩。臉清瘦，眼窩深陷，顴骨突起，他為人民無私地奉獻了一切，耗盡了最後一滴血。他像是在依然眷戀著他所熱愛的人民，在擔憂、思慮著黨和國家的未來。看到此情此景，人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放聲痛哭，呼喚著“周總理啊，您是為我們累死的啊！”“周總理，您不能離開我們啊！”“您再看看我們吧，我們衷心愛戴您！”人民的深情，人民的呼喚！

然而，人民的悼念和思念，這一切都不讓報道！從9日播出訃告，10日、11日除了外國唁電，廣播中再沒有悼念總理的報道，沒有治喪的氣氛。

長街送行 不見報道

11日下午4點多鐘，送周總理遺體的靈車經過東西長安街，駛向八寶山革命公墓。

幾十里長街兩旁，從中午起就已站滿了迎送總理的群眾。他們是自發來的，男的女的，老人和小孩，在數九寒風中已站了好幾個小時。我們廣播人員站在廣播大樓門外，等待著向總理作最後的告別。我這樣記下了當時的情景：

周總理的靈車從長安街由東向西緩緩駛來，送靈車隊在廣播電臺門口過了幾分鐘。整個街道兩旁全是送靈的群眾，他們從中午就等候在這裡，忘記了飢餓，忘記了寒冷，來最後看總理一眼，來給總理送行。當靈車來到時，人們泣不成聲，許多人嚎啕大哭。淚眼迎總理而至，揮淚送總理而去。路旁的車輛停止行駛，司機和乘客都站在車外，肅立向總理告別。

周恩來總理逝世，“四人幫”壓制治喪報道（6）

夜深了，人們依然在寒風中佇立著，等候著運送總理骨灰的靈車歸來，等候著敬愛的總理歸來……

對此，中央電臺提出要派記者沿途報道或作錄音報道，都被否定了。

12日凌晨1點鐘，中央電臺播出了新華社記者寫的向周總理遺體告別的統發稿，訊息中隻字未提十里長街送總理的感人情景，民意被扼殺了。聽眾來電話強烈質問電臺：“你們眼睛瞎了，為什麼不寫群眾送總理？！”不，不是記者沒有寫，而是姚文元把新華社稿子中有關群眾悼念總理的活動，把“十里長街送總理，寒風陣陣淚紛飛”的情景，統統勾銷了。就在這一天，姚文元玩弄兩面派，多次給新聞單位打電話強調：“要注意化悲痛為力量。”對群眾的質問如何回答？姚文元編造了一套“統一的口徑”，要各新聞單位統一答覆：“我們同你們一樣悲痛，相信我們會按照中央的精神化悲痛為力量，把工作做好。”可是他轉臉，又在背後說什麼“回答要慎重，要提高警惕，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掌握內外有別，誰知道來電話的是什麼人”！“階級鬥爭很複雜，要防止群眾的情緒被階級敵人利用”！他還危言聳聽地講了一個“階級鬥爭”的例子。

強行壓制 控制報道

人民群眾對於周總理治喪活動的宣傳報道越來越不滿，情緒日益激烈，而且追悼大會日益臨近，在那種特殊的政治時期和巨大的政治壓力下，中央幾家新聞單位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進行頑強地抗爭。它們突破原來的規定，自覺提高了宣傳的規格。1月13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刊登了幾個國家領導人的唁電，中央電臺延長《新聞報摘》節目的時間，放在顯著位置一條一條地全文照播。北京電視臺連續安排播出了向總理遺體告別的電視片，觀眾還是紛紛要求重播；電視臺還提出要播出周總理視察邢臺地震的紀錄片。面對失控的危險，姚文元趕忙打電話聲色俱厲地說：“不能再播了！”他說：“群眾的情緒還是不行，要引導！《人民日報》第一版登唁電那樣不行，要趕快研究，採取措施。14日不能再在一版登唁電了，上第四版，中央臺只作綜合介紹，不能再詳細播出。各國領導人到我使館弔唁的訊息不單發，分片綜合發，中央臺綜合介紹。”姚文元對中央電臺不滿地說：“中央臺的播音基調不行，要提高。”他多次提出要中央電臺提高播音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