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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這正是廣播的特殊性和魅力所在。按照他們的那一套去做，聽眾反映聽不懂，結果行不通。周恩來總理對電臺是最瞭解的，他對電臺錄播樣板戲實況給以充分肯定。1969年6月27日，周總理說：“實況錄音好，有氣氛。”

1971年7月1日，周總理又借審定西哈努克親王創作的《懷念中國》的歌曲時指出：現在光提革命歌曲，不敢提革命抒情歌曲。革命激情與革命抒情是對立的統一。不敢提革命抒情是一種偏向。

直到1972年7月23日，張春橋、姚文元提出要“免去中央過重的負擔”，“歌曲不要都經過中央審定，推薦不要都經過中央批准”，但是，他們強調：“要保留推薦權、批評權和修改權！”也就是保留他們打棍子的權力！

1975年10月下旬，舉辦了紀念人民音樂家聶耳、冼星海音樂會，中央電臺播出了實況錄音，電視臺轉播了實況，這是“文革”以來的第一次轉播音樂會實況。

林彪叛逃之後的宣傳報道（1）

林彪“突然”叛逃。中央電臺內部開展了一場“人民戰爭”，全體動員、全體動手清查節目。整個廣播大樓，徹夜燈火通明，路上的行人疑惑地看上幾眼：大樓裡出了什麼事？

從林彪“九一三”叛逃出走到公開點名批判，中央電臺的宣傳經歷了一個嚴格掌握、適度放寬、又嚴格掌握的過程。林彪篡黨奪權的陰謀敗露，於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點32分從山海關機場乘三叉戟飛機倉惶出逃。作為“接班人”的“林副主席”突然一夜之間叛黨叛國而去，對於不知底細的人們來說，如聞一聲驚雷而目瞪口呆，毛主席、周總理也為此被攪得徹夜難眠。在這突如其來的重大政治事件面前，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做了些什麼呢？

不眠的“九一三”之夜

林彪叛逃的訊息傳到北京，周恩來總理坐鎮人民大會堂作了一系列應急部署，其中對宣傳報道提出了明確而又嚴格的要求。

當時，林彪的去向已明，但後果不清，一切要做最急最壞的打算。林彪乘飛機越過蒙古人民共和國逃往蘇聯，這是公開叛逃，中蘇關係又是劍拔弩張之勢，飛機一旦降落在莫斯科機場，蘇聯將如何動作？是隱匿不宣，還是公開發表宣告，發表講話？如果是後者，不僅是無密可保，必然成了轟動全世界的爆炸性新聞，它的影響力和衝擊波絕不亞於原子彈的爆炸；有些人也必然藉此大做反華文章。對此，我們在宣傳報道上，必須密切注意形勢的發展，必須採取相應的對策，必須做好多手準備，在突如其來的被動中爭取主動。

根據指示，中央電臺立即採取三項措施：第一，“盯住”莫斯科電臺的廣播，一旦有關於林彪的報道和動向，立即向中央報告。第二，內部從嚴，爭取主動，採取果斷措施，在廣播中立即去掉林彪的名字、習慣用語和題詞等，停播一切讚頌林彪的文章、歌曲和節目。對此，作徹底清查，嚴格把關，一律不準播出。總之一句話，要把與林彪有關的人和事刪除乾淨，不能再廣播出去。第三，反覆播放《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鼓舞人民，增強信心，加強紀律，一切聽從毛主席、黨中央的指揮。這些歌曲反覆安排播出，除文藝節目中播出以外，專題節目中也安排播出。

這一切都是為了爭取主動而安排的，不能等外電都已報道，世界沸沸揚揚的時候，我們還在按原來的路子作宣傳報道；這一切都是為公開林彪叛逃的訊息作準備的，不能讓我們的人民群眾在毫無覺察、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公開。但這些只是作準備，在外電未公開報道之前，我們暫不發訊息，靜觀事態的發展。

這是任務和要求。但是，要完成這些任務和要求，必須動員全臺人員來做。向全臺佈置任務，又不能點明事情的真相，事實上連我們幾位在中央電臺宣傳小組工作的人也不知道事情的全部情況，只是預感到問題的緊急和重大，預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和複雜性。畢竟這事太大、太突然了。自“文革”以來，確立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在當時的廣播中，幾乎每篇稿件、每次節目都少不了這位“副主席”、“副統帥”，少不了他的話和對他的“祝福”，要在一夜之間全部停播，撤掉一天70多個小時的節目，同時又必須重新制作同樣多的新節目來填補，還要查封過去用過的大量節目，工作量太大，工作環節又太多。但是，當向全臺下達任務、提出要求之後，大家在驚詫之中，誰都意識到發生了什麼，可誰都沒有明確提出問題，誰都沒有任何遲疑，立即行動起來。黨的長期教育和多次重大###的鍛鍊，中央電臺的同志都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