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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嚴格選取後播出的，而且儘可能包容各種品種和形式，體現“百花齊放”，在全國起著教育、提倡和推廣的導向作用。文藝廣播的門類有小說、歌曲、音樂、戲劇、曲藝、電影等古典與現代、中國與外國文藝等，一些最優秀的作品都集中在這裡；在當時電視很不普及的情況下，廣播成為最主要的文藝宣傳、推廣和普及陣地，是深受廣大聽眾歡迎的節目，許多人隨身帶著收音機收聽，稱收音機和大喇叭為“戲匣子”。　txt小說上傳分享

橫禍叢生：“九大”報道與文藝風波（2）

當時，“文藝戰線”一直是一條政治思想上非常敏感的“戰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是一場“政治大革命”，它首先是拿文藝開刀，從文藝的“路線鬥爭”選擇突破口的。中央電臺文藝廣播是文藝集中的陣地，文藝宣傳問題又十分敏感，自然是“文革”中首當其衝的重災區。

“文革”一開始，文藝就遭到了浩劫，狂風驟雨般地橫掃“四舊”，批判、清除“一切封、資、修的文藝”，“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歌曲、音樂、戲劇、曲藝、小說、詩歌等幾乎所有文藝作品統統被列入“封、資、修大毒草”的範疇，列入被批判、被打倒、被停播之列。到“九大”之前僅剩下革命歷史歌曲（主要是抗日戰爭中的歌曲），歌頌毛主席、歌頌黨、歌頌毛主席革命路線、歌頌“文化大革命”的“歌頌文藝”，配合現實###、歌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政治文藝”，還有盛行一時的“毛主席語錄歌”和陸續形成出臺的“革命樣板戲”。不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而是“萬馬齊喑，百花凋敝”。不論哪種文藝節目都完全服從和服務於現實的###，直接表現為階級鬥爭，不是政治第一，而是“政治唯一”，嚴厲批判“文藝三性”（欣賞性、娛樂性、趣味性）。某些政治權力人物憑著自己的需要和好惡而任意砍殺，文藝成為政治權力鬥爭的工具和犧牲品。

如上提到的，1969年4月“九大”閉幕後，因北京電視臺組織演出的慶“九大”文藝節目中的問題，惹下了塌天大禍。當時，每當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發表，重要會議召開或“兩報一刊”等重要社論的發表，作為政治任務，中央電臺和北京電視臺就立即組織一批文藝創作和演出人員（主要是部隊文藝工作者）通宵創作、錄音、播出，密切配合政治。一些慶祝活動的演出，特別突出工農兵，不僅內容以反映工農兵為主體，而且由工農兵演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看了電視臺這場演出，大加###。江青看到有人吹大喇叭、跳舞大為光火，說“跳的是搖擺舞，唱歌有情郎妹子的東西”，汙衊了“九大”。她說：“下流輕佻，跳著搖擺舞，乾脆裸體算了！”“小調不能搞，那是黃色的東西！”“電視臺再管不好，我就造你們的反，就關你們的門！”康生輕蔑地說：“也用數來寶宣傳毛澤東思想！”張春橋說：“播公報就播公報，還配音樂！”陳伯達說：“寧可沒有，也要好的！”

雪上加霜的文藝廣播

這一連珠炮式的重型批判，使本來就敏感、脆弱的“文藝戰線”極為恐慌，更加招架不住了。有些文藝單位紛紛給中央電臺打來電話，要撤出正在錄製或準備錄製的歌曲、節目，並宣告“今後再也不給中央電臺錄製節目了”；有的單位還提出，要把過去已經錄好的節目膠帶全部要回去，宣告某些節目電臺不能再播出，否則他們概不負責；電臺、電視臺更是驚恐不定，除了學習、檢討，立即清查正在播出和準備播出的所有節目，重新審聽、重新討論、重新認識，把凡是沒有絕對把握的統統禁播；白天黑夜清查大量庫存節目和膠帶，凡被懷疑為“小調的、不健康的、瘋狂的、黃色的、有問題的”統統銷燬，避免以後誤播出去，人們在提醒自己“千萬不能再重犯錯誤”。但是，文藝節目的把關非常困難，對文藝的標準認識不一，見解不一；20多年的積累，庫存量很大，一時很難清理；有些絕版錄音更捨不得銷燬，只好將其封存。為保險起見，播出節目一概以服從中央、服從政治、服從紀律為標準，凡未被中央文革正式批准的絕對禁播。這就使本來已經十分貧乏的文藝節目，更加悽慘、荒涼了，只能將經中央文革明確肯定的“優秀的、健康的”幾齣革命樣板戲和幾首革命歌曲反覆播出，空出的大量文藝播出時間只能用文字廣播來填充。

陳伯達鼓吹的“寧可沒有，也要好的”是荒謬的，沒有量哪來的質！可在當時竟成了審查和砍殺文藝節目的一個硬指標。就連《人民日報》經過反覆精選刊登的歌頌韶山、井岡山、遵義、延安、北京的五首歌曲（《人民日報》是很少登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