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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大為你怎麼早不來看我？”我說：“反正你有人看。”她說：“我一直在等你。”我說：“昨晚上我來了，這裡一直有人，就沒進來。”她笑了說：“人家要來，我總不能叫他走，那是別人。”我們說著話，她眼睛裡的那點東西似乎是很明確，又不明確，我不敢確定。說著她一隻手從毯子下緩緩伸過來，似乎不經意地，觸到了我擱在床邊的那隻手，停下。我沒有動，她冰冷的手指摸索上來，在我的手背上輕輕握了一下，又慢慢摸上去，我把她右手握住，攥緊，說：“你好。”我感動得直想哭，說：“是真的嗎？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啊！”她說：“誰說不是真的？”把我的手握得更緊。我全部的感覺都集中到那隻手上，感到手心一下又一下有著節奏均勻的微顫，像有一顆小小的心臟在那裡跳動。

這樣我跟許小曼就明確了那點意思。不可思議的事情竟然就這樣發生了，我幸福地覺得世界是一個虛構。我不放心總是問她怎麼會喜歡上了我，還有那麼多優秀青年呢。她說：“他們太聰明瞭，看去那麼浮著輕飄飄的。”我還不放心再問幾次，她說：“喜歡就是喜歡吧，愛就是愛吧，為什麼一定要問那麼多為什麼？”

跟許小曼交往久了，我感到她被男孩子們慣壞了，她的願望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可以討論的絕對命令。開始我還是忍著，為了她別說忍這麼一時，忍一輩子也是應該的。可日子久了也難免發生一些小衝突，她就像受了天大的委屈，眼淚直流。這時候我就要把男性的倔犟強壓下去，賠著笑作出深刻檢討。我能夠忍受她的任性，可是任性後面的那點意味，那點居高臨下和恩賜的意味，卻是我絕對接受不了的。她的目標是要把我培養成一個上等人，有上流社會的風度和情感方式。我知道這是不可能，正如我也沒有力量把平民意識灌輸到她大腦中去。

應該讓許小曼知道真實的我，我池大為雖然窮，雖然沒有顯赫的家庭背景，但並不是沒有自己的意志的。

漸漸地我對許小曼的感覺有些變了，我相信她也是如此。這是一種危險的徵兆，我必須懸崖勒馬。我決心對許小曼的任性進行抵抗。如果連我都認為自己是欠了她的而放棄了自我立場，那以後還有個完？這天她要我陪她去人藝看話劇《明月初照人》，我說要做實驗，已經安排好了。她再三要求我都沒有鬆口，這使她大感意外，爭執之間她說：“你今天不去就是對我沒有心，那有什麼意思？”我還賠了笑臉解釋，她打斷說：“到底去不去？一二三。”我咬了牙說：“不去。”她說：“你好好想一想，仔細想一想。”我不假思索地說：“想好了。”她說：“你愛我還是沒有愛到骨頭裡面去。”扭頭就走。事後我希望她來找我。她沒有來。我猶豫著是不是該去找她，向她認錯。可這麼一認錯，我一輩子就錯到底了。在極度的痛苦中，在那麼多輾轉反側之夜，我意識到許小曼並不是屬於我的，也許她現在也從浪漫而偉大的犧牲激情中醒悟過來了。畢竟，我們的血管裡流著的是異質的血。事情就這麼過去了。

畢業後許小曼去了衛生部，我把鋪蓋一卷搬到研究生樓，開始了新的學生生活。

那三年我在研讀古代醫典的同時，把很多文化名人的書也找來看了。在閱讀中我發現了一個事實，從屈原到曹雪芹，沒有幾個不是命運淒涼一生潦倒的。我特別把那本素描上的人的生平都找來看了，真的為他們感到委屈。好多夜裡我把那本素描重新翻開，在久久的凝視中理解了那些人物，也理解了父親把心靈的原則當作絕對命令，要付出怎樣沉重的代價。

三年間許小曼來過一次，告訴我她已經結婚了。她反覆對我說一定要寫入黨申請書，我就寫了，很順利地入了黨。一天系裡的人事幹事找了我去，問我願不願留校？我說願意，半個月後，訊息傳出來，留下來的是我的一個同學。我感到委屈，可跟誰去說，又怎麼說？我的導師問我願不願去藥檢局，我說：“我回省裡去。”

在離開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心中感到鬱悶，就到街上走一走，最後看一看北京。數日來的徹夜靜思，使我更堅定了自己的信念。儘管現實中有很多不動聲色的力量籠罩著我，推動著我，似乎無可抗拒，我還是要走自己所認定的道路，哪怕孤獨，哪怕冷落。因為，我是一個知識分子。

就這麼入了局

在那個炎熱的上午我走進了省衛生廳大院。我準備去廳辦公室報到，然後把關係轉到中醫研究院去。

辦公室只有一個年輕人，埋頭寫著什麼。我咳了一聲，他抬頭掃我一眼，又埋下頭去。我只好開口說：“同志，同志，我來報到的。”他眼皮慢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