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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活動一樣，都是一個“進（輸入）——流動（變化）——出（排除）——再進——再流動——再出”的迴圈往復、生生不息的過程呀。

睜大眼睛靜觀著暮色中的這一副副虔敬、肅穆的面孔，掃視著硝煙瀰漫、熙熙攘攘、鞭炮續鳴、燭光邈邈的墓園，我頓悟：今日這園，便是中國農民百姓的敞開式教堂啊！

我和老爺子為二弟和爺爺上完燈，天也麻麻黑了。出墓園路口時，邂逅專程從縣城騎摩托趕來為其父、兄上墳的小明夫婦。其父就是我所敬重的槐哥，因患肝癌醫治無效去世時還未滿60歲；其兄比我還小几歲，當年與我一塊兒參加高考跳出農門，因心絞痛早逝時剛進而立之年。我為槐哥一家的命運而哀嘆，也為小明夫婦每年除夕來上墳的困難而陷於思索的兩難境地。“上墳”者，是為去世的人來照明的，逝者每年最後一天與翌年首日相接的時刻，若沒有照明燈是過不了年關的。後人不為故人按時上燈，故人就走不到新的一年，那麼這家後人便會遭到眾親友和鄉親的指責、唾罵，自此一輩子抬不起頭。退一萬步講，我們就是不怕別人指脊樑骨，難道我們不怕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麼？因為我們的先人就是我們的“根”與“源”，而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必將枯萎、發臭啊。還有，如今的社會治安狀況差，據說作案的年輕人居多，進城農民居多，這與他們缺乏經常性的懺悔和自省習慣有沒有關係？對此，我未作過調查，可我堅信，如果他們多回老家上上墳，並以虔誠的心面對祖先“照照鏡子”，這類人犯事的比例肯定要大大下降。扯遠了，再說回來，逝者的宿命，決定了後人的使命、職責和履行義務的時段，燈，點早了不需要，點遲了就沒用了，也悔之晚矣啦！而與小明夫婦一樣“連根拔”離開了故鄉的人，尤其是青年人，在羊角洲及百里洲乃至全中國農村則所在多有，僅一個百里洲恐怕就達一萬以上。這些人進城幾年後，把老人也接去“享福”，賣掉了老家的房地產和傢俱、農具，有的甚至把整個“房族”都弄進了城，整“房”的“根”都被斬斷了。也就是說，他們在“老窩”裡已基本上沒有“落腳點”了。你叫他們每年除夕之時從城裡趕來上墳之後如何歸家？不歸家又何以安身？羊角洲這江中之島百里洲的最尖端，進出洲均須過江渡河，天黑之後又無舟可渡，他們與她們到哪裡去吃、洗、住？即便可就近投親靠友借宿，那豈不是要過個“寄人籬下年”？

唉呀，想不得吔哥哥呃，世上兩難事真多喲。

又上了一回墳，就又是一年啦。

明年除夕，我還要來與外婆、爺爺和二弟聚首的，順便也來接受一次難得的精神洗禮呀。

年關洲上行

甲申年臘月二十八回老家，自然陪二老雙親坐到了半夜。那會兒恰逢下冰雹，入睡就更遲了。第二天一醒即已是午時，匆匆吃過，興致頗高地引著妻子和女兒往羊角洲尖子上去逛。

出門即是柏油馬路，雖然斷送了老的土“車路”的田園牧歌味兒，卻也方便了行人和洲人運送莊稼與肥料。說是公路，倒漸漸“長”成了一條街。一幢幢農家小樓面路而立，農戶紛紛改掉原先坐北朝南的傳統習慣，從老朝向轉過來或從別處搬來，臉對著公路做房子，令路兩旁的房子隔路相望，東、西對笑。每走過幾幢房子，總有一家把一樓敞開，內建吃喝穿用之物，供洲民進進出出地購用，街的商業功能就這樣興起了。

年關年關，從前洲民窮，最怕過年這一關，“人家的閨女有花戴，我家的閨女沒錢買”，欠人家錢的還怕來逼債呀；如今的洲民雖尚不富，尤其是遭受1998年的洪水和隨後的過重負擔之後，把農村改革帶來的一點肥氣都叭幹了，但近兩年的稅改及國家親農政策的逐步落實，讓洲民在休養生息的基礎上又在田裡撈取了一點滋潤，所以過年不僅不再是關口，而且成了一年一度享受好年成的高潮。我們所過之處，有的洲民在忙年，打豆腐、炒花生、攤豆餅，打堂塵、洗被褥、剃頭剪髮，炸“苕精果”、炸“穿穿兒”、炸藍花豆、推糯米餈漿；有的則在成群自娛自樂，打花牌、“鬥地主”、搓麻將，這些人家的“年”可能早已忙完了。有三五成群的青少年，勾肩搭背、瘋瘋野野地浪在公路上，我一個都不認得。見他們與她們這個樣子，我心裡頗不舒暢。一是不倫不類，二是可悲可憐，尤其是憐憫他們竟然沒什麼可玩兒的啦。想我小時候，盼星星盼月亮，最盼的就是年啊。一旦盼來，那豈能不玩兒個痛快淋漓、板眼兒翻新！在打麥場上擺開陣勢打棒棒、打珠裹子、滾鐵環、扳菱角，遇到下雪，還可跑到田野裡去趕兔子，或等天黑，約上夥伴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