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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對“部分人有益”是有意義的，但如果沒人為博物館投資，那整個社會也就枯燥多了。）換句話說，衡量社會的進步不像測可口可樂的利潤那麼簡單。但巴菲特想看看“具體的結果”。

由於這些限制，他發現很難找到一種合適的公益事業。巴菲特基金會名義上是由格林伯格管理，實際則操縱在沃倫和他妻子手中。它的大部分收益是留作將來的捐贈的。到1990年，基金會從伯克希爾和它的各種股票中的收入是380萬元。但它只捐贈了230萬。而當時它的資金已近1800萬，真像個小伯克希爾。它只為了少數經過仔細挑選的事業捐贈，而它的資產“不斷地積累”。

巴菲特對此有兩個主要理由。自從廣島事件以來，他一直擔心爆發核戰爭，而裁軍又不是普通公民力所能及的。巴菲特對美國駐蘇聯大使喬治F。加南的研究很欣賞，後者在普林斯頓時是核裁軍的積極鼓吹者。1984年，巴菲特得知哈佛法學院的談判專家威廉。尤格正從事研究防止發生突然戰爭的辦法。他請尤利到波士頓的裡茨—卡爾頓吃年飯，並非常有人情味地講述了自己對最後戰爭的擔心。談到中國時，他打了個比方，讓尤利預測一下將來的情況。他說比如桌子上有數千顆白石子，其中只有一塊黑的，假如有人每天撿走一塊石子。那麼遲早，也許100年以後他會撿到那顆黑的。那就是核戰爭。

尤利曾提議在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建立“一些緩衝中心”，在那兒透過電話和傳真可以在危機時開通交流渠道。但尤利說，美國在里根總統任期內對蘇聯非常敵視。

巴菲特說：“你看，這就是人性的另一面。我們建立的體系可以毀滅全

世界。“他緊接著說：”我支援你，我要給你10萬美元。“（最後基金會實際提供的是20萬。）里根與戈爾巴喬夫在日內瓦舉行首腦會談時，同意了建立緩衝中心，直至今日。但直到冷戰結束，巴菲特對裁軍一直無能為力。

巴菲特所有事業的根本理由是人口控制。例如，1990年捐贈額的75％，即170萬是用於計劃生育、性教育、控制出生率和墮胎權力法案等的。蘇茜和巴菲特對此都深信不疑，但兩人之間有分歧。蘇茜是因為對第三世界的人，特別是婦女的惡劣生活條件觸動很大，而沃倫則是從宏觀經濟角度看待這個問題的。他像人口學家馬爾薩斯那樣，擔心人口過多會引起許多其他方面的問題，比如，食品，住房，甚至人類生存的問題。

他的這兩個理想都很實際。目的都是為了減少或防止將來發生的不幸事件，比如戰爭和人口過多。但他卻不願把巨大財富中的一分一毫用於幫助窮人、病人、文盲和居住在貧民區的人，也不為當地的音樂廳、博物館、大學①和醫院捐款（只有墮胎和計劃生育專案除外）。由於只關心宏觀經濟和將來，巴菲特的慈善觀看起來與現在毫無關係，甚至有點不近人情。

他認為普通的慈善事業是“浪費”他的錢財。從另一種角度看，捐款於人口控制也可解釋為一種“投資”，一種全球性的贖回股票，因為將來要求分紅的人會逐漸減少。同是馬爾薩斯人口論支持者的查理。芒格，在歡迎凱絲。盧塞爾的宴會上闡述了這個觀點。後者在加強貝洛斯墮胎權力法案問題上是芒格和巴菲特的戰士。在場的許多人曾是盧塞爾的病人，他們紛紛祝賀他接生了許多嬰兒，芒格也高舉酒杯站了起來說：“我想為盧塞爾醫生不曾接生的嬰兒乾杯。”

巴菲特關心人口控制最奇怪的一個方面是他並不因為人們得到了他的幫助而高興。他常問別人是否對公益事業有什麼好主意——好像這類事天下還太少一樣。但常常是一無所獲。他總是認為接受者可能並無價值，慈善事件的捐助者與受助者都無益處。有趣的是，巴菲特受人施捨時也同樣不安。有一次他在奧馬哈的古德里奇甜食店要了一份巧克力麥芽，但發現身邊最小的票子都是100美元的。可惜太晚了，乳品店找不開。有位老婦人知道巴菲特不常來此店，於是很慈詳地為他付了錢。巴菲特堅持要還她這一塊五毛錢，但他卻記不起她的名字來，真是太痛苦了。也許是良心不安，最後他終於找到這位老太太，把錢還給了她。

最讓巴菲特高興的一項公益活動是基金會每年都給　15所公立中學的教師發1萬美元的獎金。獎金全是以巴菲特的姑姑艾麗絲的名字命名的。作為一名教師，她在巴菲特幼年與祖父一起生活時對他倍加愛護。獲獎人的評獎標準是業績，因為這份獎金不是食品救濟。巴菲特常指出，有錢人愛把錢扔到大學裡，好讓他們的名字刻在某大樓上，但他們根本不理對孩子們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