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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愛打的人。

看到“樹上結出果子”了，沃倫漸漸感到放心了。他讓女兒當上了巴菲特基金會的一名董事，而且稍稍放寬了自己的繼承政策。孩子們每人可能將得到300萬美元左右。　（他沒說具體有多少。）

但不管數目大小如何，他都不可能讓蘇茜、豪伊和彼得過讓人討厭的“超級大富”的生活。除了改善生活外，他認為孩子們無權大把花錢。那樣子他們的財力會太多，而他認為這是社會的財富。“我一向講究公平。正因為如此我才認為一輩子有飯吃就可以了，”他說，“這些錢必須回到社會中去。”

但他的慈悲心腸與他給孩子們錢十分矛盾。他在捐贈時　（即使是為慈善事業捐贈）從沒痛快過。他的朋友詹姆斯。博克（他離開了約翰遜—約翰遜，參加了美洲無毒品運動）說巴菲特有個“障礙”，如果他掏錢，他就“少了可賺錢的工具”。

多年來，巴菲特基金會一直是人們取笑的物件。當　1979年巴菲特有　1億5000萬美元時，他的捐贈的總額只有725000美元，那年他也只捐了38453美元。但在1981年巴菲特開始實施伯克希爾慈善計劃後，蘇茜和他用它為基金會準備資金。巴菲特穩步提高了公司的捐贈額。當然它沒伯克希爾股價升得那麼快。到1990年，每位股東可從伯克希爾的這筆錢中為自己喜歡的慈善事業捐贈6美元，即巴菲特和蘇茜間接地捐了300萬。

這個計劃的經典之處還在於，它無須巴菲特掏腰包。這不是他個人或伯克希爾的幾千萬或上億財富中的一部分。他不為基金會掏一分錢。就連透過伯克希爾計劃的這些間接捐助也與他的40億財產全無關連。

巴菲特的吝嗇常常受到朋友們的批評。他們知道他很關心社會，也知道他沒把這些錢花在自己身上。從個人角度看，他們認為他相當“慷慨”——他們常用的一個詞。有個例外情況，就是他每年聖誕節都給兒時好友鮑勃。拉塞爾的母親一小筆錢。　（這是從一次銀行失誤中被發現。）更典型的是，他在非經濟問題上是十分大方的，比如給別人手寫一些值得深思的簡訊，或為他們及時提供建議。但即使是親密朋友向他要錢或有用的東西時，他總是搪塞過去。當作家喬福裡。科萬得知全國公共廣播電臺成功的新聞節目《週末編排》遇到資金困難時，他向巴菲特打電話求助。如果《週末編排》不能馬上湊到5萬塊的話就得停播了。在這種社會壓力下，多數人多少會掏點錢的。

但巴菲特的個性相當強，他說“不”時，一點兒也不會感到不自然。他一毛錢也沒掏。另一個朋友安。蘭德斯常勸他不要把錢抓得太緊了。她說她盡了最大的力來勸巴菲特對“能為世界做點什麼”感興趣。

他乾的就是積累，賺錢，賺錢，積累。但為了什麼？他是買了架飛機，而且很喜歡。於

是我們以飛機舉例說：看看這架飛機為你帶來多少樂趣！如果你把部分錢捐出，你會感到有趣的。他只是笑了笑——賺錢、賺錢，有勁嗎？

巴菲特對慈善事業的嘲諷，有部分原因緣於70年代他與格林內爾大學的一件事。他的朋友說服他加入了該校的董事會，巴菲特把這個依阿華州的小藝術學校變成了經濟動力廠。在他的管理下，格林內爾花捐款中的1360萬元買下了代頓的一家電視臺，4年後又以4800萬元賣出。但令他吃驚的是，他發現學校以他不喜歡的方式花了這筆橫財的一部分，這筆錢沒被用來提高教育質量就被教授們隨隨便便地花掉了。

這使他對高等教育大倒胃口，雖然他仍為許許多多學生提供獎學金。格林伯格說：“沃倫寧可被錢噎死，也不願意給大學寫支票。”當他的母親同布達拉斯加大學的集資人來到他的辦公室時，他連門都不開——雖然他是該校橄欖球隊的狂熱球迷。

巴菲特的慈善觀多少有點像搞投資。他拒絕“多樣化”，寧可把錢投到某些“高效率”的事上，獲得最大的社會效益。而且他希望能監督他的捐款，因為他認為多數捐款的一部分都被管理人花在午餐上了。有一次做東請朋友們去拉古納海灘玩時，巴菲特提出了一個經過再三思考的問題：“如果你們必須為某種事業捐款，你們選哪種？”

他好像是在為可口可樂尋找一種慈善事業，一種國內的，可以逐漸減少社會投資需求的事業。這種想法在股票上可以，但對公共事業不太合適。因為需要錢的計劃，比如醫學研究很快就可以對病人產生效益。捐助人願意承擔一些損失。但其他的如高雅藝術，用巴菲特的話是“對所有人都有益”，卻可能是件無意義的事。（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