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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贏利。

儘管巴菲特不到40歲，但他覺得相比之下，自己已經進了“老年人病房”。他曾一度鄙視過自己競爭者們出現的懈怠，但是他們現在也表現出了“嚴重的高血壓”。他注意到有個基金的管理人員宣稱，單從每週或每小時股價做出研究是不夠的，“證券必須以分鐘間隔來進行研究。”巴菲特評論道，“這種人使我覺得出去取一趟百事可樂都有負罪感。”

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這些言論也許是來自一個對華爾街一無所知的鄉巴佬之口，他寫信給他家裡一個叔叔描述著城裡發生的令人震驚的事情。巴菲特無論如何不會與華爾街脫離開來。實際上，他每天都和股票經紀人以及交易商打交道，而且每天數次。坎託—菲茨傑拉德（Cantor　Fitzgerald）的總交易商阿特羅斯爾開玩笑地說，這些年來他肯定已經和巴菲特說了“一億句話”。

巴菲特的交際圈子非常廣泛。事實上，如果說他在奧馬哈所得到的情況即使不比在紐約的人掌握的情況更好的話，至少也是一樣好的。他從奧馬哈得到了一種均衡的感覺。有一天，當他開車路過一家麥當勞時，他對兒子豪伊說，“要贏得好的信譽需要20年的時間，而要毀掉它，5分鐘足矣。如果你明白了這一點，你做起事來就會不同了。”

人們感到驚奇的是，一個股票市場的奇人能繼續留在內布拉斯加，尤其在這樣一個快節奏的時代。巴菲特在1968年談到《鄧恩評論》時說：“奧馬哈和任何別的地方一樣好，在這兒你可以看到整個森林；而在紐約，很難看到樹木外的其他東西。”

但是，紐約人有名的“內部訊息”途徑又怎麼樣呢？

巴菲特回答道：“有了足夠的內部訊息，再加上100萬美元，你可能會在一年內破產。”

這確實是一句非常中西部風格化而且揭露本質的話。它的下文就是美德得到的回報也許就是罪惡——這與華爾街上普遍接受的箴言恰恰相反。

看看巴菲特在同一年，即　1968年對家庭保險公司的投資，就更說明問題了。他在幾個星期的時間裡都買進股票，以湯姆。克納普的曼哈頓公司，特威迪。布朗和克納普作為經紀商。一天，當特威迪。布朗為他買進了價值5萬美元的股票後，霍華德。布朗，他的交易合夥人，接到了奧馬哈打來的一個電話。他放下聽筒，然後說“真太奇怪了，沃倫說別買了”。

第二天，家庭保險公司宣佈自己被城市投資公司以高價接管了。巴菲特有可能聽到了內部訊息，但他沒有要這5萬美元的股票，意味著他錯過了一個獲利的浪潮。他明明知道買下它是合法的行為——雖然任何人都會留意到，它看來有那麼一點令人可疑。

巴菲特是否感到自己的美德或是個人利益處於某種危險中——或是兩者兼有——與此事幾乎沒有任何關係。他認為個人利益和美德常常傾向於一致，因此人們還是有可能把它們妥善處理的。不用說，這種觀點在他的華爾街同行的頭腦中常常是缺乏的。

巴菲特常常去紐約，春天和蘇茜一起，也有別的一些時候。他在廣場，和許多商界人士和朋友們見面。在他們中間，有投資顧問桑迪。戈茨曼、比爾、瑞恩，《幸福》雜誌的作家甘羅。盧米斯以及未來的旅館業主拉里。蒂施。所有這些人物都是非常富有的，而且彼此聯絡相當緊密。

儘管蘇茜很喜歡去藝術家咖啡屋，巴菲特還是和朋友們在斯特奇熟食店之流的低階餐館裡吃飯。在這裡，他可以要一份他不喜歡的牛肉漢堡。一次，

馬歇爾。溫伯格鼓足勇氣提議他們去吃一點不太清淡的東西——去日本牛排屋。

“我們為什麼不去魯本斯餐館呢？”巴菲特反問。

溫伯格指出他們在前幾天已經在魯本斯餐館吃過午飯了。

“那就對了，”巴菲特說，“這樣你就知道那兒飯菜怎麼樣了。”

“按這種思路，我們該天天去那兒吃囉？”溫柏格說。

“當然，為什麼不天天去那兒吃呢？”

還有一次，巴菲特在環境優美的和聲俱樂部吃午飯，一同進餐的有薩姆。斯泰曼，她是橋牌冠軍，同時也是巴菲特的一位投資者，斯泰曼的妻子。

斯泰曼對巴菲特身上那種中西部特有的不拘禮節有很深的印象。她回憶道：

在我回到我住的上城區後，沃倫也到上城區來了。我想再和他會一次面，他說他覺得在紐約很受限制——問我是否願意和他一起從61大街走到79大街去？這還是在紐約興起慢跑風尚之前的事。我們邁著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