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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中，巴菲特所用的尺度與他私下裡對肯。察思的尺度是完全一樣的：即權益資本收益——也就是投資的每一元錢賺到的利潤百分比。在這些事上，巴菲特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他絕不會對凱威特廣場用一個尺度，而對新貝德福德用另一個尺度，再對公眾用其他別的尺度。

另外，在評價投資時，巴菲特也從不放寬自己的標準。許多投資組合經理都說：“它看起來不夠走紅，因此我們只投資一點點吧。”巴菲特絕不會

做出這種讓步，反而會老實地坦白自己是如何殘忍地壓下一種頗有希望的股票。他在奧馬哈資料文獻公司的馬斯科蒂。霍德，在巴菲特重新整頓伯克希爾的時期就發現了這一點。當時霍德獲得了一筆意外之財，於是希望能擁有一家自己的公司。巴菲特便答應在他獨立行動前為他測評一下將來。霍德描述說：

我為他買了4～5家公司，每次我都要到他家裡去。這些公司中有一家制造了一種新產品，一種供醫院、飯店使用的薄紙容器。他們希望我能投入6萬美元。巴菲特說：“你覺得這件事成敗的可能性有多大？”我說：“相當不錯。”他說：“這樣就不錯了嗎？

為什麼你不揹著一個每開啟二次可能開啟一次的降落傘從飛機上往下跳呢？“我為他買了另外一家——米比麗製造公司。它生產的汽車喇叭很有創意。我問：”你覺得它投資於我的量夠了嗎？“他說”不夠“。我又問：”那你的投資足夠了嗎？“他說”也不夠“。

他毫不猶豫地就說出口來，讓人聽起來覺得很新鮮，他沒有任何一句解釋的話語。

巴菲特愈發覺得紡織業和臆想中的降落傘下降屬於同一類事物，不論製造商們投入多少，他們都無法抬高價格。因為這種產品是一種日常品，而且總是處於供過於求的境況中，所以，他們再也不願意追加投資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1970年來自於紡織業的利潤只有45000元，但是，它從保險業賺了210萬，從銀行業賺了260萬。而這兩個行業在年初的時候，動用的資金量和紡織品業是大體相等的。

在他的年度報告中，巴菲特對肯。察思的工作態度和表現表示了敬意，但他也提出紡織業“正逆著一股強大的潮流而上”。他直截了當地指出的回報率是10％，達到了美國公司的平均水準，而且“它遠遠超出了假如把資源全部投入到紡織行業中去可以得到的回報率……”

當然，關於巴菲特作為一個外人，是否會關閉紡織廠這個問題從最開始起就一直縈繞在馬爾科姆。察思心頭。他聲稱自己從第一天起就知道巴菲特“沒有任何意向想要投入資金為紡織業添磚加瓦”。傑克。斯坦頓，一直從旁觀者的角度冷眼靜觀，他得出結論說巴菲特不過是個清算者而已。

但是巴菲特卻始終在進行適量的再投資。他不想被世人認為是他關閉了新貝德福德的最後一家紡織廠。在給合夥人的最後一封信中，他寫道：

我喜歡在紡織業工作的人們，他們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為了改善企業辛勞地工作；而且，儘管回報率不高，只要它的產量保持在當前水平，我們就希望把紡織業繼續經營下去。

他覺得自己欠肯。察思的情，是他給巴菲特提供了多元化經營的現金，而在他身上，巴菲特看到了自己最為讚賞的品質：坦誠、自立。有一次，肯。察思自我批評時，巴菲特瞥了他一眼，說道：“肯，你從一無所有終於奮鬥到了現在的地位。”

他給察思的報酬相當吝嗇，結果察思得到的比其他紡織廠的競爭者要少得多。1970年的時候，察思身居此位已經5年了，他的工資還只有每年42000美元。同時，巴菲特和其他紡織公司一樣對養老金計劃相當摳門兒。“沃倫對於管理層犧牲股東利益為代價來牟取利益的行為非常反感。”察思說道。

但是在巴菲特的領導下，察思對自己擁有的自治權相當滿意。因此他對巴菲特也是忠心耿耿，這也說明了巴菲特給人們的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影響。

儘管他緊緊抓住錢袋不鬆手，但作為一個操作者，他是不尋常的。

察思曾擔心巴菲特會令其停業，但他後來覺察到這位上司並不想因為關閉紡紗廠而引發一場騷亂。他知道巴菲特不喜歡變化。“沃倫傾向於繼續經營下去。”察思說，“他還是留下了他的老朋友。”

要是根據巴菲特的資本家的信條，他也許應該關閉紡紗廠，但是他從內心感到自己對這古老的工廠懷有一種深深的喜愛，它的過去似乎比它的未來更有生機。他寧願忍受一箇中等水平的回報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