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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決定與小謝一起回上海。可全身軟弱無力，村子離臨江車站有幾十裡的路，就是去光華山林場搭拖拉機，也要步行五里路，我哪能走得動啊！鄉下人告訴我，只要打一針鹽水葡萄糖，就能立竿見影，恢復體力了。臨走前一天，我又去找蔣醫師，提出要求，他同意了。

當年的農村；尚沒有今天流行的打點滴，類似方式是用一個大針筒把鹽水葡萄糖液注射進靜脈血管。蔣醫師做好準備工作後，開始為我注射。我伸出了左手胳膊，他第一次把針頭扎進了我胳膊，沒有見到回血，就拔出來再扎進去，還是沒有回血，就再扎……就這樣地，進去再出來，反覆地試了四五次。我睜大著眼睛，咬著牙，耐心地觀察著他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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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一場（2）

他一邊工作，一邊解釋說，這個活挺難的，就得這麼地反覆嘗試。他額頭上冒出了汗，也真難為他，為了找到我的血管，確是費了很大勁。好不容易才聽他說：“行了！”就開始為我注射。

在注射過程中，我的小臂感到又痛又漲。到最後，針筒裡尚餘下了約四分之一的葡萄糖液，無論他怎樣嘗試，還是無法注射完，也就只能作罷了。

第二天清晨，我們就動身了，先步行到林場，再搭上去臨江的拖拉機，最後才上了去上海的列車。我直到在車廂的位子坐下，才放鬆下來，那時就覺得左手臂漲得難受。我擄起了袖子，就吃了一驚，整個左小臂腫得像小腿那麼粗，而且有一大片淤青。我感到吃驚，因為不知道原因。

最後，我到了上海，突然地出現在家門口。家人們看到面黃肌瘦的我，驚愕自是不言而喻的，我妹妹馬上帶著我去醫院看急診。

醫生也不等血的化驗結果，就根據初步診斷，要求我馬上住院，是傳染病隔離病房。在辦理住院手續時，還得稱體重。我一看，才九十八斤重，又吃了一驚——我曾做健身運動，肌肉比較發達，體重一直穩定地保持在一百二十五斤左右，身體又沒有什麼脂肪，怎麼會瘦這麼多？

在抽血化驗時，我心裡著實害怕，因為有過蔣醫師打針的經歷，但還是裝出勇敢的樣子——男子漢哪能怕痛啊！我左臂的淤青和水腫尚未完全消除，所以只能伸出了右手臂。只見她用橡膠管把我胳膊捆上，把注射針頭敏捷地扎向我手臂，一針見血，然後緩緩地抽出了血液。拔出針尖也是快速地一下，然後熟練地壓上棉花球。我幾乎沒有痛的感覺。

我看得目瞪口呆，不禁肅然起敬，佩服地說：“醫生，你的技術可真高明哪！”

她不以為然地說：“這算什麼？你鍛鍊過身體，血管很粗，這是最容易的。我們在實習時，都要用兔子耳朵的血管練習扎針。”

我告訴了她蔣醫師為尋找我的血管，三番五次扎針的故事，她同情地搖了搖頭。我又展示了仍青腫的左手臂，詢問緣故。

她苦笑了：“因為針頭沒有扎進血管；葡萄糖液就都注射進了肌肉。”——難怪在蔣醫師注射時，我又漲又痛，而且到最後也無法注射完所有針液。

跌倒了再爬起來

急性肝炎在初發期有傳染性；必須住院隔離。在傳染期過後，就可以出院療養了。我出院後也與其他知青聯絡，他們在我和小謝離開後，都先後回了上海。大家聚在一起，就是發牢騷，覺得農村太苦，沒有前途，不想回去。

我媽媽說：“即使他們不回去，你還是按時回去，正好有機會表現自己。”

所以，春節後不久，我就先回到了鄉下。後來聽說，村裡老表已在議論，說知青們正躲在上海享清福，不回來了。但見到我後，就知道我體質確實不好。所幸的是，那次大病給予我一個重大教訓，使我開始注意身體。我逐漸地康復了。轉眼又到農忙時，我又投身於緊張的勞動中。

我親眼目睹的一件慘事；令我極度得驚駭。我們隔壁住的是葉文照家；　他是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小小的個子，連他老婆在他旁邊都顯得像個龐然大物。但他卻是村裡有名的強勞動力，犁、耕、耙、挑擔、推車，都是好樣的。家中有五個小孩，最大的才十四歲，所以經濟情況也不是很好。

他平時不苟言笑，也不會像某些農村幹部那樣，經常要我們從上海帶回一些緊俏貨。有次我送了他一條上海肥皂，這在那個年代是個稀罕物，備受農民歡迎，他卻一定要付我錢。但是，在那冷淡的外表下，他是個熱心腸的，對我們上海知青很照顧。

那一年春插農忙時，都沒有看到葉文照，一打聽才知道他病了。對鄉下人來說，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