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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議上作佈置，也未徵求區黨委常委同志的意見。）同年十一月份，分局派潘復生同志接任區黨委書記，審查、整頓湖西黨組織。

（２）一九四一年十月間，山東分局派劉居英同志再來湖西，根據中央《關於湖西鋤奸事件錯誤的決定》公*理湖西鋤奸錯誤問題，分別召開了黨員幹部座談會，死難烈士家屬座談會，在萬人大會上宣讀了毛主席對死難烈士家屬的慰問信，教育幹部及群眾，仇恨暗害分子，團結對敵。

（３）這樣處理後，剩下來的是黨內幹部處分問題：根據劉居英同志傳達的山東分局關於湖西鋤奸事件的意見是：“肅反地正確的，問題在於擴大化，擴大化的責任在於被捕受刑的同志，不能堅持立場，亂認口供”（大意如此）因之，湖西區黨員幹部有很多人受了處分。受處分的同志有意見，一再向山東分局、華北局、黨中央提出申訴（一九四二年秋，劉少奇同志過湖西時，我個人曾向少奇同志作過彙報，少奇同志有口頭指示）。黨中央接受了這些申訴，在七大會議後，重新處理這一問題，結論是：湖西鋤奸事件錯誤在於領導，所有被逼被誘承認口供的同志，一律不給處分。一九四五年秋，孫志謙同志（湖西區參加七大會議的代表）回抵湖西，傳達中央指示，湖西地委根據中央指示精神撤銷有關黨員處分。

（４）一九四五年至四六年間，湖西地委根據上級指示精神，接受死難烈士家屬的要求，利用反掃蕩的空隙，蒐集能夠蒐集的死難烈士遺骨（共得一百二十餘具）與抗日犧牲烈士遺骨一起，在單縣城南建立“抗日烈士陵園”。

經過以上的處理，廣大幹部及人民進一步認識到黨的偉大、光榮、正確。在激烈的抗日戰爭與階級鬥爭中由於我們的警惕性不高，被暗害分子鑽空子，發生這樣的損失，是沉痛的，但黨的領導是英明的、正確的，只要認真地依靠黨，終會得出正確的結論的。

（二）湖西鋤奸事件遺留的幾個問題：

（１）關於真託匪的鑑別問題

湖西鋤奸事件結束後，山東分局根據劉居英同志的報告，認定在鋤奸事件被殺諸人中有七個真託匪，這七個人是：魏定遠、曹廣善、朱華、王天章、朱新民等（*同志批：對這幾個人可由組織部查明他們現在何處工作，然後分別通知所在黨委，作一明確結論，注在本人的鑑定表上）。

我對於認定朱華是託匪，從開始就有疑問。一九四一年秋，我曾問過劉居英同志，認定朱華是真託匪有什麼根據，他說：“是徐州內線的材料”。我對這一答覆不能滿意，因為其時，我離開徐州不久，我對徐州黨比較熟悉，這種不負責的答覆，不能使人相信。但因為當時我正因鋤奸事件問題受著處分，山東分局從郭洪濤同志（原山東分局書記）起都認為：“徐州是託匪的大本營”（在延安，原山東分局書記朱瑞同志曾向郭子化同志表示：郭洪濤同志的這句話無根據）。我知道我的意見不會被劉居英同志所採納，所以只向劉居英同志，向地委會的同志說明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沒有堅持繼續解決這一問題。

一九五四年春，銅山縣委轉來朱秀實（朱華之弟）的一封信，要我證明朱華不是託匪，是共產黨員，我曾根據我所知道的情況寫了證明，但又恐怕自己的認識不全面，又分別請和朱華同學同事最久的郝中士同志（現任廣西省委副書記）、領導徐州黨的工作最久的郭子化同志（現任中央衛生部部長助理）分別作了證明。郭子化同志證明說，他從一九三○年至一九三八年都領導徐州工作，不知道朱華有託匪嫌疑；郝中士同志證明說，他從一九三二年起就和朱華同學，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和朱華一起教書，負責證明朱華不是託匪；我的證明說，我從一九三四年起就跟朱華認識，抗戰開始後就在一起打游擊，看不出朱華是託匪。這些證明，我們都交由徐州地委，請他們研究處理。但因為認定朱華是託匪的過去是山東分局，現因組織變更，究竟該由那一組織審查改變決定不明確，故至今尚未解決。

能夠證明朱華的黨員同志還很多，辦要有一個單位（如山東省委或江蘇省委）負責指導徐州地委或單縣地委審查處理，就可以逐步得到解決。除掉朱華以外，我個人認為曹廣善（沛縣人，自首分子，抗戰開始參加我黨領導的抗日工作）是否是真託匪，也還值得再審查。

（２）關於在鋤奸事件中被牽連的許多同志的歷史鑑定問題：在鋤奸事件緊張時，原在湖西工作的許多同志，對當時持刀殺人的“區黨委”（區黨委委員大部分被殺、被捕，實際上只剩了一個區黨委書記白子明和暗害分子王須仁）還是十分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