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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逼供中，陳籌又供出了一套新的所謂的“託匪”組織、他供出“託派”蘇魯豫省委書記是馬宵鵬（巳死），孫衷文負責組織和青年，王文彬（巳死）負責宣傳，常俊亭（巳死）負責婦女等分工。又說在省委之上“託派華東局，書記是”郭子化。又說在主力部隊四大從中都是“託匪”的組織。陳籌自己承認是託派整理委員會的書記，孫兆立任組織部長，路光前任宣傳部長，劉劍任青年部長，孔真任婦女部長，梁興祚任軍事部長。李貞乾是個委員沒有固定的職務。另外還供出來受訓的胡光耀、郝*、陳天榮、張子敬、趙方舟、張英、劉昭籌等都是“託匪”。王須仁、王鳳鳴等對於從陳籌這裡逼供出來的這一大套口供無需辨其真偽，便根據新的名單進行了新的大逮捕、大屠殺。他們逮捕了在人民群眾中有很高威望的蘇魯豫邊區的創始人之一李貞乾、逮捕了主力四大隊隊長梁興祚、政治處主任羅玉榮，逮捕了辦事處（區黨委）政治外主任羅榮生等人。而且一律進行嚴刑毆打，強逼口供。這樣就把“託派”發展到主力部隊出去。人人都可能隨時提取加以逮捕審訊，問不出口供即予以槍決，又是一批一批的同志遭到殘殺。

7、中央關於湖西邊區鋤奸錯誤的決定

中央關於湖西邊區鋤奸錯誤的決定

一九四一年二月

（一）在殘酷和緊張的民族戰爭和階級鬥爭面前，革命的一切敵人（民族敵人和階級敵人），對於革命政黨和革命群眾，不僅採取公開的逮捕破壞，而且還採用暗害的手段，派遣暗害分子，混入組織，偽裝革命，利用黨內某些弱點，來實行暗害，以遂其借刀殺人的毒計。這種暗害手段是極其陰險毒辣的，它不僅可以達到其屠殺革命者的反動目的，而且可以矇蔽和欺騙群眾，使一般群眾對革命政黨發生惡劣影響，喪失革命政黨的威信。我黨在這一方面，由於十年的鬥爭經驗，對於這種暗害手段，雖然亦有深刻的認識與高度的警惕，但在抗戰以後，許多地方新發展起來的黨，由於鬥爭經驗的缺少，幹部幼稚，沒有了解鋤奸政策，便給了暗害分子以可乘之機，來實行其借刀殺人的毒計。湖西肅託事件，便是這種暗害行為的一個證明。

（二）一九三九年八月，湖西地區（山東微山湖西地區），在所謂肅託鬥爭中，曾發生了嚴重的政治錯誤。在暗害分子王須仁的陰謀之下，採取非刑拷打、指名問供、有供即捕等誣陷手段；其結果不僅造成了亂打亂殺的恐怖，而且使湖西地區黨、政、軍、民的工作，都受到了極大的損失。地方黨在該地區內，辛苦締造的工作基礎，悉被摧毀；忠實的黨員和群眾，遭受無辜的犧牲；我黨我軍的政治威望，也受到極大的損害；同時*分子和日寇，則乘機造謠，挑撥我黨我軍與群眾的關係，煽動群眾組織杆子會以反對八路軍。這一悲痛的事件，雖在同年十一月，即為黨的山東分局與一一五師所制止，但直到現在該地區的工作尚未完全恢復起來；群眾的疑懼尚未完全消釋；無辜犧牲者的冤屈，尚未昭雪；對於為王須仁所利用的負責幹部（如四支隊政治委員王鳳鳴、區黨委委員白子明），還未予以應得的處分。因此，中央認為有將這次事件向全黨公佈，而引起全黨嚴重警惕的必要。

（三）反革命暗害分子這種陰謀，非常毒辣，非常陰險。但是，如果我黨在各地的組織能夠正確認識問題，正確把握政策，仍然是可以避免的。可惜湖西區沒有能避免這種暗害，而上了敵人的當。因此，中央認為必須指出當地黨的組織的錯誤，將這一事件的經驗教訓來教育全黨，提高警惕性，免受敵人的暗害。

1、中央認為此次錯誤的基本原因，是在於當地黨與軍隊的領導人員，對於中國託派的反革命力量缺乏正確的認識，而主觀地誇大了託派的力量。一方面不相信已有相當鬥爭歷史的幹部，不估計他們工作的表現，給以客觀的事實的估計；另一方面則簡單化、擴大化，把一切在工作上不好，生活上傾向腐化的分子，都看成是託派，單憑口供，任意拘捕，而隱蔽在黨內的暗害分子如王須仁，則得乘機活動，偽裝忠實，用一切方法，擴大事態，以售其借刀殺人的毒計。

2、湖西事件的另一原因，是湖西地區黨的組織在大量發展中，忽視了吸收黨員的基本原則，忽視了嚴密黨的組織，犯了拉夫主義的錯誤；因而混入了個別的託派分子和暗害分子，混入到地方黨的領導機關（如王須仁混入湖邊特委任組織部長）。這些人在平時便吹牛白馬，阿諛逢迎，以便取得一些幼稚的領導者的信任，獲得暗害革命黨員與革命群眾的機會。湖西邊區黨的負責人和軍隊的領導者都沒有警惕到這一方面。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