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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小說拍成電影，提出寶貴意見。

母親就坐在郭開的對面。這是個面貌平常，沒有特徵的三十歲左右男子。他的文章發表後，母親沒有對他的批評進行過任何反駁。她覺得一本書好壞應該由讀者來定，自己說沒有什麼意思。

母親本以為郭開會對《青春之歌》大加批判。沒有料到，郭開尚未開口，周圍同志們就一個接一個地發言，對郭開的觀點進行批判。

有的說，林道靜的小資產階級情調是真實可信的，活生生的，這樣寫她才有藝術感染力；有的說郭開不懂文學，沒有缺點的人物是沒有的，文學就是要寫出有缺點的人物如何進步，如何變完善，這種有缺陷的美比完美無缺的美更有意義；還有的說，郭開的批判不實事求是，簡單片面，粗暴武斷……

發言之熱烈，應接不暇，郭開根本沒有招架之力。這場面讓母親萬萬沒有想到，導演崔嵬和陳懷皚也都沒有想到。約來對《青春之歌》的電影開拍提意見的會，竟然變成了對郭開的批評會了。

據母親說，郭開當時看上去很茫然，不知所措。後來他發言時，解釋說他的文章不是自己主動要寫的，是有個記者鼓勵他寫的。那個記者參加他們單位召開的《青春之歌》座談會時，聽到有些老工人說，《青春之歌》裡寫了很多談戀愛的事兒，尤其是林道靜跟好幾個男人談過，不夠嚴謹。這個記者就讓郭開把老工人的意見給整理出來，想予以發表。郭開一開始沒有答應，因為從來沒寫過，但那個記者幾次找他，說反映工人的意見很重要，這是工人階級的聲音，還答應幫他修改，這才把文章寫了出來。

座談會上沒有一個人支援郭開的意見。

崔導演在會議結束時有些激動地說：不管怎麼批判，我們拍《青春之歌》拍定了！我們一定要拍好，向國慶十週年獻禮！

全場爆發出了熱烈的掌聲。

面對巨大的成功，母親非常謙虛。她根據這次討論中廣大讀者所提出的意見，也採納了郭開批評中的正確成分，花了3個月的時間，對《青春之歌》進行了補充和修改，增加了林道靜在農村等章節，以突出她和工農相結合。這一增加部分曾在《北京晚報》上連載。

不難看出，郭開的批判是極左的，他不從生活出發，而是從政治概念出發，對《青春之歌》採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母親在這種情況下進行的改動，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郭開極左觀點的一些影響。

她增加了林道靜與工農相結合的內容；增加了對林道靜身上小資產階級情調的批判；增加了林道靜思想改造方面的描述。

打倒“四人幫”之後，人們思想大解放，文藝評論界也開始突破政治第一的禁區，實事求是地分析作品。有人對《青春之歌》的修改本提出意見，認為這些修改是概念化的，政治第一的，違背了生活真實，從而降低了全書的藝術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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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不和諧聲音（3）

張化隆在《東北師大學報》1981年第3期說：

修改後，並沒有使林道靜這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變成無產階級戰士的過程更加令人信服。作者為了完成林道靜階級立場的轉變，在後增加的8章裡安排了正反兩種生活教員，讓她過兩關：為解決對勞動人民本質的認識，讓她過鄭德富那一關；讓她在麥收鬥爭中認清地主宋鬱彬的真面目，從而過階級鬥爭這一關。這兩關集中一點是過家庭出身關。這樣作者就從一定的政治命題出發，把無限豐富的生活做了機械的階級分析。作者的主觀隨意性代替了生活的必然性，抽象的演繹代替了活生生的現實，因此嚴重地損害了林道靜的形象。

他認為，修改版本增強了對林道靜的批判，是作者的一大敗筆。

張化隆還認為：

《青春之歌》第二部不如第一部，入黨後的林道靜不如入黨前的林道靜，這原因就是作者已不是把她當成一個普通人來寫，已不再把她按照一個小資產階級女性所固有的生活規律來寫，而是過早地把她作為理想化的黨員和黨的幹部來寫了。

但是母親則堅持認為：修改後的《青春之歌》更貼近了生活的真實，並非是為圖解政治概念，杜撰了一段不真實的章節。相反，她正是從生活的真實出發，補寫了林道靜在農村等章節。因為“一二·九”運動前後，確實有很多知識分子離開了北京，到華北農村參加了火熱的革命鬥爭。這樣的人隨手就可以說出很多來。她認為這樣的修改補充，對林道靜的塑造是有益的。

從表面上看，修改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