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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後,沒有去處,只好又返回。
魯哀公2年(孔子59歲),孔子離開衛國經曹、宋、鄭至陳國,在陳國住了三年,吳攻陳,兵荒馬亂,孔子便帶弟子離開,楚國人聽說孔子到了陳、蔡交界處,派人去迎接孔子。陳國、蔡國的大夫們知道孔子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有意見,怕孔子到了楚國被重用,對他們不利,於是派服勞役的人將孔子師徒圍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後不靠店,所帶糧食吃完,絕糧7日,最後還是子貢找到楚國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師徒才免於餓死。孔子64歲時又回到衛國,68歲時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魯國,但仍是被敬而不用。
事實上,晚年孔子在返魯之後,除了偶爾對現實政治發表一些議論或建議外,基本上是堅持“只發言,不行動”的原則,而將主要精力用之於培養弟子以及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等事業上。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加上此前周遊列國時收徒講學,不僅使孔子學派日益壯大,“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而且使孔子有可能對中國古代典籍進行一次全面的清理,既保留了文化遺產,也為其學派的持續發展準備了足夠的思想資源。故而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一手開創了儒家學派。
孔子非常注重自己思想的傳承,畢生都沒有停止過教育活動。他帶著弟子到列國去周遊,本身就開闊了這些學生的眼界,學生的意志也受到了磨鍊,這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教育活動。孔子的弟子中,有些人幾乎是終生陪伴著孔子,其情感之深,勝於父子兄弟。相傳有弟子三千,賢弟子七十二人,在德行方面表現突出的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在語言方面表現突出的有宰我、子貢;辦理政事能力較強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獻的有子游、子夏。在孔子的弟子中,有不少人都幹出了一番成就,對於當時政治,尤其是對於孔子思想的傳播,對於儒家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魯哀公16年,孔子73歲,患病,不愈而卒。孔子死後,被葬於曲阜城北的泗水岸邊,弟子們以對父親之禮儀對待孔子,為其服喪3年。子貢在孔子的墳前蓋了一間小屋,為孔子守墳6年。中國歷史上創辦私學的先行者,第一位職業教師,得到了弟子們的衷心尊敬。
孔子雖然懷才不遇,但他對現實政治具有極高的熱情和參與精神。他畢生都沒有完全放棄對現實政治的關懷和投入,甚至包括生命的最後時刻。不過,孔子的這種投入與參與,並不是以一己的私利為目的,而是透過參與政治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從而達到儒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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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創立的早期儒學
孔子的思想學說有集前人之大成的性質。相對於後世那些偉大的思想家來說,孔子的思想貢獻是透過那些具體入微的隻言片語的討論,透過那種“述而不作”的著述態度進行古代文獻的整理,然而正因為如此,孔子不僅建立起一個包容永珍的思想體系,而且為後世儒者留下了巨大的空間和思維餘地。
具體來講,孔子思想體系大致由兩個層面構成:
第一,是性與天道層面。
孔子認為天不僅是宇宙的主宰,而且是萬物之“道”的淵源。此外,將性與天道相打通,不僅說明了人性的來源,而且為人性說取得了形而上的依據,儘管其中有玄學的成分,但卻有重要的理論意義,這可能正是孔子思想所未曾涉及之處。
第二,是仁禮中庸層面。
這一層面是這樣結構的:以“仁”為支柱的修己之學與以“禮”為支柱的治人之學,被以“中庸”為基本原理的“中和論”有機地結合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其中修己是治人的前提和條件,治人是修己的目標和歸宿;而修己和治人兩大部分思想內容的構建又是以“中庸”為基本原理的,“和”是完成整體構建的方法論原則和標準。
孔子的儒學就其實質而言是對老子的消極主義的一種超越,他既批判性地吸收了老子對禮制的一些見解,又從根本上放棄消極主義和失望情緒。
孔子創立儒家學派的過程至為複雜,其思想資源也絕非周太史、老子這一個源頭。他除了向老子問過“禮”外,主要得之於他所處的魯國之思想文化傳統。
魯國在西周初年本是周公之長子伯禽的封國,也是殷遺民的主要聚居地。當伯禽治國之際,便將大批的典章文物帶往魯國,從而使魯國從一開始就有較高的文化素質。鑑於周公的勳勞,當其去世之後,周王室允准魯國破格使用天子之禮樂。到了春秋時代,由於周王室的影響力日趨縮小,西周初年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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