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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馬進行。除他們兩人之外，只有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知道。這就是為什麼一談到蘇聯早期與孫中山的接觸，大家只知道從海參崴或者莫斯科派來的共產國際的代表，而不知道早在1918年孫中山便委派陳友仁帶著給列寧的信，到美國交給一位可靠的華人朋友，想方設法轉往莫斯科。

1922年4—6月，當孫中山與共產國際代表達林就合作事宜進行會談之際，陳炯明炮轟總統府，孫中山被迫避難永豐艦，陳友仁擔當了孫中山和達林之間的聯絡員，使孫中山繼續保持和蘇聯的聯絡。達林在《中國回憶錄》中回憶：“不久，我收到便條，要我速到東山。國民黨積極的活動家之一、孫中山的密友葉夫根尼陳（陳友仁）在那裡等我。現在隱蔽在東山，每天夜裡潛到軍艦上去找孫中山。”他們見了好幾次面，當達林離開廣州前夕，“葉夫根尼陳向我遞交了孫中山給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的信。信是匆忙寫就的，用的是一張從學生練習本上撕下的四裁的紙”。以往人們都熟知蔣介石冒險上艦保護孫中山，而陳友仁每天冒險往返東山和永豐艦，及時向孫中山彙報外界動態，卻很少有人知道。

1923年1月18日傍晚，蘇俄著名的革命家、擔任蘇俄副外交人民委員的越飛偕同秘書和翻譯，登門拜訪孫中山，陳友仁作為孫中山的助手，也參加了會見。1月20日，陳友仁代表孫中山到越飛下榻的匯中旅館進行禮節性回訪，並就雙方談判中的一些細節問題進行進一步磋商。《孫文越飛宣言》發表後，1923年2月11日，上海《民國日報》公開發表陳友仁談話，宣佈孫中山最新的政治取向，指出“孫越談話中所含政策之最後結果如何，將視列強對俄國及對中山之態度為轉移。此項結果，可為中俄間之一種有益的合作，使彼等之物產文化供世界人類之用。反之，若列強繼續敵視俄國及中山，則或將迫俄華兩國成一堅固同盟，而從事於其他目的”。

1925年3月，在孫中山病危之時，陳友仁代其起草了著名的《致蘇俄遺書》，再一次重申“聯俄”方針。據汪精衛在國民黨“二大”會議上說：“兩張遺囑都這樣簽完了之後，另外還有英文秘書陳友仁同志，起草致蘇俄同志的一封信，由宋子文同志讀了一遍，先生聽過後，再用英文簽字。”

第14節，民國的“鐵腕”外交家

民國的“鐵腕”外交家

陳友仁外交生涯中最光彩的歷程，是他擔任廣州國民政府代理外長和武漢國民政府外長期間。他出任廣州政府代理外交部長後，明確提出了“革命外交”的口號，指出“革命的外交，應取斷然的革命手段，堅持到底，寧為玉碎”，認為不需要特別顧及過去的條約、協定、慣例與既成的事實，在必要時運用大膽而強烈的手段，憑藉國民黨的革命精神和民眾運動的力量，在脅迫性或半脅迫性的情況下，整體或部分地廢除不平等條約中的不平等專案，達成中國外交談判的目的，為最終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徹底改變外人在華優越地位的狀況打好基礎。

陳友仁的“革命外交”政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重申領事裁判權的範疇，糾正列強在行政和警察方面的非法越軌行為。根據原定條約，領事裁判權僅限於司法的民、刑訴訟案件；但後來列強得寸進尺，竟擅自擴充套件到行政權和警察權方面。陳友仁認為“當時領事裁判權之規定，原系中西俗尚之不同，故容許民、刑訴訟事件之治外法權；若行政權、警察權之保留，則系國家生存至低度之要求，萬不可放棄”。一次，英國商船廣武輪走私鴉片煙土，被國民政府的緝私人員查獲，英方藉口領事裁判權，拒絕我方查扣，緝私隊奉命強硬執行，英國總領事為此連續三次致函陳友仁提出抗議。陳友仁不為所動，英方最後也只能空發抗議而已。

二是矯正在上稅方面濫用領事裁判權的現象。在中國與列強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只規定外國人必須繳納協定關稅和子口稅，為此列強就拒繳除此以外的任何稅金，其冠冕堂皇的藉口就是領事裁判制度。1926年10月，國民政府決定徵收特別稅，外國人為此牢騷滿腹，抗議紛起。陳友仁則堅持：“租界之外無通商口岸之說，外人運銷貨物一越租界線之外，即為中國內地，就應交納厘金或子口稅。”為了防止外國人聯合抗稅，他還及時出臺了嚴厲的懲罰措施，迫使他們老老實實地交稅，從而徵得了相當的稅款，在一定程度上為國民政府解了燃眉之急。

三是他極力主張收回租界行政權。陳友仁認為租界的自治權是中國主權的象徵，而當時各處的租界，其原始章程大多數是由地方官與各國領事簽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