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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後，他到北洋政府任職，被交通部聘為法律顧問。此後，他離開交通部，任《北京每日新聞》編輯。再後來，由於在政治上敢於發表與官方立場相悖的言論而被迫辭去職務，他便開始創辦英文《京報》（PekingGazette），自任主筆。作為一位在北京以英文寫作的卓越新聞工作者，陳友仁很快在國內外知識界有了相當大的影響力，引起了孫中山的注意。

1916年，透過廖仲愷的介紹，陳友仁在上海法租界與孫中山見面，由於共同的民主思想和文化政治修養，兩人言談甚歡，相見恨晚。1918年5月，陳友仁在《京報》發表《出賣中國》，揭露段祺瑞與日本密謀借款1億元的醜舉，結果被段以“妨礙公務罪”逮捕入獄，判處4個月監禁，報紙被查封，於是他南下廣州，追隨孫中山。

1918年秋，陳友仁任廣東軍政府外交及法律顧問，成為孫中山的親密助手。1919年，他作為南方的中國政府代表團代表（北方代表為北洋政府）出席巴黎和會。在和會上，當時作為北洋政府首席代表的顧維鈞，徵求了包括陳友仁在內的代表團各成員的意見後，強烈表示不同意列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有關日本在山東權益問題的決議，拒絕簽字，從而引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

1919年，陳友仁回到上海，此時孫中山正受桂系軍閥排擠，在上海撰寫《建國方略》。陳友仁沒有因孫中山在革命中受挫而離開他，而是根據他的意見在上海創辦《上海時報》，該報繼承了《京報》敢於批評時政的傳統，這位“用英文寫作的辛辣作家”，幾乎每天都要寫一篇社論。不久，為籌集辦報經費，他到倫敦要求夫人專程回特立尼達變賣全部產業，傾囊辦報並資助孫中山的革命。

陳友仁跟隨孫中山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孫中山對即將召開的巴黎和會非常重視，期待能借此廢除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但他對北京政府派遣的代表團不放心，對北京政府任命的南方代表王正廷也不滿意，於是陳友仁就作為“歐洲和平會議專門委員”（語出《申報》，1919年2月28日）前往巴黎，名義上是南方代表的顧問，實質上卻“不是去參加和會，而是去監視中國代表團”的。陳友仁不負重望，在和會期間做了很多工作，“不但代表南方發表了許多公開宣告，舉行過記者招待會”（《顧維鈞回憶錄》第1卷，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78—179頁），而且還為中國代表團起草了向和會提交的正式檔案初稿（《清末民初政情內幕——喬厄莫里循書信集》，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第864頁），體現了國民黨在外交事務中的積極作用；當收回山東主權無望時，他又提議中國代表團退出和會，以示抗議（陳一文：《陳友仁及其兒女們》，未刊稿。陳一文，陳友仁嫡孫）。巴黎和會結束後，陳友仁就山東懸案向美國上議院發了一份長電，既誠摯地希望美國能助中國一臂之力，儘快修正對山東問題的處理，又委婉地批評威爾遜總統違背自己的諾言，視中國陷於窘境而無動於衷。整份電報有理有節，不卑不亢，充分表達了中國人民不畏強權、要求實現領土完整的強烈願望。陳友仁的電報受到美國輿論的高度評價，指出“明哲之士眼光如炬，對於此問題固自有最高之見解，即如陳君代表中國之呼籲，以中國所受之不公道置諸世界和平受危害之後，實具有卓識。蓋彼之呼籲以正義為先，而利益為後，誠有見夫大者”（《申報》，1919年7月31日、8月6日），使國民黨在對美外交中嶄露頭角。陳友仁的表現令孫中山非常滿意，從此對他更信任了。

第13節，

“傾向俄國”的革命家

孫中山曾多次向西方國家求援，但屢屢受挫。陳友仁分析了當時的國際關係，認為蘇俄在外交上十分孤立，急需在中國尋找政治夥伴，而北京政府又不太可能成為它的聯合物件，因此“國民黨應該向俄國人尋求軍事上和政治上的援助”（陳丕士：《中國召喚我》，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44頁），這對國民黨和蘇俄都是一種雙贏的選擇，陳友仁不但積極向孫中山建議，而且直接參與了孫中山“聯俄”的過程。

辛亥革命之後，發生許多大事件，其重要性莫過於由陳友仁設計、獲得孫中山肯定的“傾向俄國”政策，它後來演變為“聯蘇容共，扶助工農”政策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陳友仁不僅向孫中山建議“傾向俄國”政策，而且做了大量的前期準備工作。孫中山決定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執行“傾向俄國”政策，他任命陳友仁單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