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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歆不無失望地說。雖然無力改變社會，但他研究儒學的思想，收集整理儒家經典，使之傳於後世。

“僅此足夠了嗎？難道我們應當放棄我們讀書人應承擔的天賦責任嗎？上天給予我們智慧，我們難道不應當回報上天。我們從社會獲得知識，我們難道不應當回報社會嗎？我們的知識和我們的智慧，不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東西，不只屬於我們自己個人的，我們應該盡努力，回報上天，回報社會。”

王莽說得慷慨激昂。

“在理論上說，我們作為社會上為數不多的、有文化的人，的確有責任為復辟這樣一個美好的社會而作出特殊貢獻。因為，只有我們這些有文化的人，對那個美好的社會有深刻的認識。但是，有時，我又覺得有一些矛盾。私慾真的是有罪的嗎？也許私慾本身並不是罪，只有因私慾而褻瀆社會責任時，這才會是罪？也許，我們的思想並不只屬於我們自己；我們的生命，也不只屬於我們自己。但是，我又自覺並無改變這個社會的能力。我們需要一位更有能耐的賢士，象周公這樣的賢士來帶領我們實現這一理想吧。”

在王莽和劉歆熱烈地討論著的時候，揚雄沒有吭聲，只專心閱讀，他案前，擺著《周官記》的書簡。後來，他聽到他們談到周公，就斷斷續續地讀了《周官記·考工記》裡面的一段。

“假設有這樣的賢士在我們身邊出現，他又會怎樣帶領我們呢？”

王莽問道。他不似劉歆，他關心的是如何解決問題，而不象劉歆那樣更在於研究問題。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這裡，這裡，是有點……意思。”

揚雄因為口吃，書讀起來稍有點兒辛苦。因為身體上的這點不足，他便養成了一種習慣，每當遇到辯論時，更喜歡聽別人的意見，而不是急於表達自己的意見。而在要發表意見時，為了讓別人能留心自己的表達，往往喜歡先來一番比興，而不是把意見直接表達出來。

“按《尚書·湯誓》所言，夏桀之罪，甚至比紂王更重。因為，夏朝人民這樣痛罵的：‘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這是何等的悲愴，何等的憤怒。夏朝人不惜祈求太陽消失，好與夏桀同歸於盡。商湯伐夏，天乙行天之罰治夏桀之罪：‘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可見其罪在對內的壓迫剝削，難怪夏朝人如此痛恨他了。商湯天乙建立商朝，對絕對君權進行了限制，讓奴隸主、貴族有了自己的經濟收入，有了財產權。這是商比夏進步的地方。”

平時，劉歆會很認真地聽揚雄的意見，不僅是出於朋友間的禮儀，更在於揚雄的意見，常有其獨到之處，很有啟發性的。但這一次，因為和王莽討論到興頭上，受王莽的感染，他自己也很有些熱血沸騰，一心要和王莽討論下去，就沒留意到揚雄。

“《尚書·盤庚》：‘汝克黜乃心，施實德於民’。盤庚是勸告，而不是要求或命令奴隸主們給自己的奴隸一些實惠，從中也可見在商朝，奴隸主們的財產權，的確受到了法律的保障，不是商王可以隨便剝奪的，奴隸主們有了獨立與自由。”

王莽同意劉歆的見解。因為，這見解在史書中是有證據的。

“武王克商。沒有對商的人的財產關係進行改變，商朝的成果得到繼承，人的財產權受到保護。但人身關係有了改變，奴隸被解放，自由屬於全體人民。《尚書·牧誓》討紂之罪，是冷落國內賢士而任用四方小人。建立朝議制度是西周一項重要的政治成就，這是一種賢人*的制度。周公不就封國而留在鎬京輔助周王，可以說是這一制度的證明。”

劉歆又說。

“是這樣。《尚書·康誥》：‘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以嚴防專制*。在周的政治中，用賢人，是至關重要的大問題。”

王莽同意說。

周廢除了商的奴隸制，延續了它有史以來的原始社會主義制度。為了防止奴隸制的復辟，維護國家的政治大方向不改變，重要的政治議題是找到合適的人來執行。就是選賢。賢者主要來自諸侯貴族，另一個來源是平民中的智慧之士。

“但是，至關重要的，想來，仍是保障人民的財產權。因為，這其實是週一直關心的。”

劉歆繼續說。

揚雄心中有重要的想法要發表，他便先吟誦《詩經·小雅》中的一首《大田》，以引起他們的注意：

大田上多好的莊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