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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孩子不同於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的孩子，是因為他們的成長一直得到來自他們的文化傳統——崇尚“孩子氣”（ｂｏｙｉｓｈｎｅｓｓ／ｂｏｙｉｓｈｓｐｉｒｉｔ）的文化傳統——的支援。

一位名叫高鋼的旅美華人在一篇題為《我所看到的美國的小學教育》中記述了他的兒子到美國上小學後的巨大變化，這一變化生動地反映了美國文化與“孩子”的親緣關係。

當這位高先生將他的兒子帶到美國，送他進了一所課堂上嘻笑聲不斷，甚至上課連課本都沒有的小學時，他感到自己是把一件心愛的東西交給一個他並不信任的人去保管。然而他的兒子在短短几年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一變化促使他重新去看美國的小學教育。

他發現，“美國的小學雖然沒有在課堂上對孩子們進行大量的知識灌輸，但是他們想方設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園外那個無邊無際的知識的海洋，他們要讓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時間和空間都是他們學習的課堂；他們沒有讓孩子們去死記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們煞費苦心地告訴孩子們怎樣去思考問題，教給孩子們面對陌生領域尋找答案的方法；他們從不用考試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盡全力去肯定孩子們的一切努力，去讚揚孩子們自己思考的一切結論，去保護和激勵孩子們所有的創造慾望和償試。”

在美國大學裡常常能見到這樣的現象，要是憑課堂上的學習成績拿獎學金，美國人常常不是中國人的對手，可是一到實踐領域，做一些研究性題目時，中國學生往往沒有美國學生那麼機靈，那麼富有創造性。作者認為，這正是兩種不同的基礎教育體系所造成的人之間的差異。“中國人太習慣於在一個劃定的框子裡施展拳腳了，一旦失去了常規的參照，對不少中國人來說感到的可能並不是自由，而是惶恐和茫然。”作者因此想到那些課堂上雙手背後坐得筆直的孩子們，想到那些沉重的課程，繁多的作業，嚴格的考試。這一切“讓人感到一種神聖與威嚴的同時，也讓人感到巨大的壓力與束縛，但是多少代人都順從著它的意志，把它視為一種改變命運的出路。這是一種文化的延續，它或許有著自身的輝煌，但是面對需要每個人發揮創造力的現代社會，面對明天世界，我們又該怎樣審視這種孕育了我們自身的文明呢？”

由此我們想到，在數字時代裡，“孩子”是最大的，但這“孩子”不是指生理意義上的“孩子”。比德？雷登把數字時代出現的各種衝突稱為“即將來臨的騷亂”（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ｔｒａｕｍａ）。在我看來，“騷亂”皆因“孩子”與“成人”的衝突而起，而“孩子”與“成人”的衝突本質上是兩種文化價值的衝突。

“孩子”（我說的是尚未未老先衰的孩子）總是喜歡新生的事物，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新生的。相反，一個成人（我說的是孩子氣已脫盡的成人）總是喜歡安穩，喜歡既成的習俗，因為他們已經成為習俗的一部分。站在“孩子”的立場上的愛默生這樣說道：“如果一個人選擇一個時代來降生的話，那麼他一定選擇一個變革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所有的人的精力都浸透著恐懼和希望。新時代豐富的可能性豈不就補償了過去時代的已逝的歷史榮耀？這個時代像一切時代一樣，是一個非常好的時代，只要我們知道怎樣對待它。”我們同樣可以說，在意味著“即將來臨的騷亂”的數字時代也像一切時代一樣，是一個非常好的時代，只要我們知道怎樣對等它。

同時我們也可以說，數字時代與一切時代一樣，是一個非常壞的時代，如果我們不知道怎樣對待它的話。

一般說來，“隨俗”以“問俗”為前提，“知道怎樣對待它”始於知道它是怎樣的。不過，我們不可能學會游泳之後再下水，任何在“下水”之前得到的關於游泳的“知”都不是“真知”，儘管它不是毫無價值的。要真正知道數字時代是怎樣的，唯一可靠的辦法就是進入數字時代，進入賽柏空間。

但在進入它之前，我們起碼可以知道數字時代和賽柏空間的大致的風俗，這會使我們在面對陌生的“電子新疆”的奇風異俗時以儘可能坦然、冷靜的心態應付眼前的局面，而不致於進入其中後很快陷入到“文化落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ｈｏｃｋ）的狀態，並以一種魯德主義和懷鄉主義的心態和口氣詛咒自己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數字時代近在眼前。事實上，許多人已經部分地進入數字時代。借用丹尼？古德曼（ＤａｎｎｙＧｏｏｄｍａｎ）的《快如光速地活——在資訊高速公路上逃生指南》（Ｌｉｖｉｎｇ　ａｔ　Ｌｉ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