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3/4 頁)

憂出發，卻產生了對於駭客的兩種態度。

一種態度是把這種風險當成是一種準自然性的風險，是在領受它所帶來的產出時的“必要的喪失”，人應該以技術的態度去防範它。另一種態度是將這種擔憂強化為一種意識形態和統治理論，把這種風險誇大到聳人聽聞的程度。（事實上，英國最近的一次調查表明：“偷盜計算機元件、破壞網路等犯罪行為的計算機資料的丟失，只佔總數的百分之八，大多數計算機資料的丟失是操作不當造成的。”見《光明日報？電腦週刊》１９９７年第７期）

這種聳人聽聞的神話資訊為野蠻地圍捕駭客以維護資訊資源的壟斷找到了強硬的藉口。

圍捕駭客的行為令人想起本世紀５０年代中國出現的圍捕麻雀的群眾運動，以及麻雀被圍捕後隨後幾年出現的蟲災以及幾乎完全是各種人為造成的“三年困難時期”。“三年困難時期”讓人們意識最能奪去人們口中食的並不是麻雀而是一種思維方式。（況且圍捕麻雀的行為本身就是奪去人的口中食的行為之一。）圍捕駭客的行為或許能夠（雖然也只是暫時地）消除風險，為賽柏空間帶來秩序和寧靜。但這樣的秩序和寧靜的慘重的代價常常不易被覺察。權力造成腐敗，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敗，剿殺駭客者的權力對於腐敗（以及腐敗所導致的具大災難）同樣沒有免疫力。剿殺者在大獲全勝（我們假定他們能大獲全勝）時極可能成為一個絕對的腐敗者。出於維護其權力壟斷的可鄙慾望，技術獨裁者給技術世界和賽柏空間帶來的是他們樂於看到的來自蕭條的秩序。這涉及到一個由來已久的話題——異端的權力，即犯忌者的合法性依據。從另一面看，這個問題就是：“正統”的非法性依據。正如恩格斯說過的，歷史上的任何進步都表現為對已被視為神聖的東西的褻瀆和冒犯。正是被視為邪惡的冒犯行為才給已經僵死的社會和文化秩序帶來生機和活力。歷史上的變革——無論是政治的，宗教的還是科學的，文化的——從“正統”的立場來看都是大逆不道的，都面臨著正統勢力的嘲弄、圍攻和剿殺。

３．５　“紅字”與“駭客”

在愛默生周圍，聚集了一批美國思想和文化大師。除梭羅、惠特曼、麥爾維爾等人外，還有一位在思想史和文學史上極富個性的大師——霍桑（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這裡，我們僅就他的代表作《紅字》的內容討論一下“異端的權利”。

與許多西方文學名著一樣，《紅字》的題材是被習俗所禁止的愛情，即“通姦”（Ａｄｕｌｔｅｒｙ）的主題。這是近現代西方文學大師（如斯湯達、福樓拜、托爾斯泰及勞倫斯）共同關注的主題。《紅字》講述的故事發生在殖民地時期的新英格蘭，距霍桑所處的時代將近有一個世紀。霍桑為什麼要寫一段發生在美國誕生之前的故事呢？

與愛默生、惠特曼一樣，霍桑關心著美國的文化身份，關心著在這片新大陸上到底誕生了什麼。《紅字》講述的是一個富有象徵性的故事（文學史家認為霍桑開創了美國象徵主義文學的先河）。白蘭？海絲特（Ｐｒｙｎｎｅ

Ｈｅｓｔｅｒ）在來到新大陸之前已經結婚。勢利而專斷的父母讓她嫁給了在年齡、性格上皆與他不相稱的羅傑？齊靈渥斯（Ｒｏｇｅｒ

Ｃｈｉｌｌｉｎｇｗｏｒｔｈ）。海絲特年輕、貌美，熱情奔放而有主見，而她的丈夫則性情陰鷙，老謀深算而兼自命不凡。他實際上是大英帝國的象徵。

他們匆忙結婚之後，齊靈渥斯登上了一艘遠洋輪船去尋找發財的機會，從此杳無音信，而海絲特隻身來到了新英格蘭。丁梅斯代爾（Ｄｉｍｍｅｓｄａｌｅ）是海絲特所在教區的牧師。他溫厚仁茲的人品，他在神學方面高深的造詣，以及在管理教區事務方面表現出的才能，使這位年輕牧師受到了教民的普遍愛戴和教會上層人士的賞識。海絲特和丁梅斯代爾順理成章地陷入到一場大逆不道的，註定要給他們帶來苦難的戀愛之中。這段被禁止的戀情因海絲特的懷孕而敗露。海絲特因斷然拒絕說出孩子的父親是誰而被投入監獄，孩子在監獄中誕生了。

小說從海絲特抱著剛剛出生的嬰生從監獄的大門出來，在監獄前的廣場上示眾、再次接受審訊開始。霍桑有意略去了在此之前發生的一切事，因為他只關心這樁通姦案所包含的文化和社會意義以及它所引發的後果。在霍桑看來，監獄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它代表著人類對於邪惡的禁止和懲罰，是維護現有的社會秩序的強大防線，但它同也是人類製造出來的一種邪惡，霍桑稱它為“文明社會的一朵